我等着你回答

                   文/冯积岐

这确实只能算作小说素材。

也许，你会说，你也是小说家，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小说呢?你先不要这样提问，当你读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得到的素材和印刷物之间还有一大段距离。你也不要追问这素材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是枝叶，必然来自大树。

我还是用第一人称说给你听吧，你知道，这是我一贯的叙述风格。好不好?萍。

先说时间吧。3月23日——一个无独有偶的日子。我真不敢相信，去年3月23日发生的事情会在今年3月23日重演。如果算作我两年来的两次“艳遇”，那么，3月23日真该是刻骨铭心了。从去年说起呢，还是从今年说起?随我便?那好，不论你在小说里怎么写，我还是从今年3月23日说起吧。

先说我那个朋友，朋友叫一鸣。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他是省内有名的企业家;他的名字曾经上过好几家的省市报纸。朋友打电话叫我3月23日一定来一趟，我问他有什么紧要事。他说，有人给他写了一篇人物通讯，叫我给润润色。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的文章润色的习惯，况且，我怀疑我自己能否担当得起。可是，朋友的事情我实在不好推脱，因此，我觉得左右为难。妻一眼就看出了我有什么纠结，但她不知道内情，就问我。我把一鸣叫我去“润色”的事说给了妻。妻说，你去，你一定要去，朋友的事你不管，谁管？妻的鼓励给我的“润色”增添了信心，于是，3月23日清早， 我就去了Y市。

Y市离省城只有100多公里，上了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和一鸣一年没见了。见了面，我们没有寒喧，就开门见山了。我对一鸣说，你先把那篇稿子拿来，我看看再说。一鸣话不多，他说，能不能上头条，就看你的本事了。一鸣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说，你给老刁安排一下。办公室主任脸上的皮肉一松，朝我点了点头，说，咱们走吧。我跟在办公室主任身后下了楼。我真没有想到，一鸣会把我安排在Y市唯一的一家三星级宾馆。我确实没有在宾馆读书写文章的习惯，我的好多小文章都是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写出来的。宾馆里虽然温馨幽静，但角角落落里荡漾着的软绵绵的气氛容易使人疲软。而我又是对写作环境要求极其简单的人——一张桌子，一本稿纸，一枝钢笔就行了。老实说，我还没有住过三星级。当时，我就想，不管我能否“润色”，先住下再说吧。

其实，3月23日这一天，应该从我住进Y市三星级宾馆的中午9点26分算起。

半躺在沙发上，我阅读了一遍有人给一鸣写的人物通讯。文章叙述得还算流畅，在省级报纸上刊登出来，还不失为一篇好通讯(我搞过6年的通讯报道，对这类文章是有感觉的)。只是，个别的用词不太贴切，议论的言词有对人物拔高之嫌。因为文章并不需要多大的改动，我就提起笔，对文章重新抄改了一遍(我破了例，第一次给别人的文章“润色”）。不到4000字的文章，到下午3点我就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吃晚饭时，一鸣在饭桌上看了一遍我“润色”后的文章，也只说了一句话: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到，一鸣对文章很满意，我也算尽到了朋友之情，就说，一鸣，吃毕晚饭，你派辆车送我回省城去。一鸣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办公室主任说，刁老师，急什么?晚上还有活动呢。办公室主任朝我眨了眨细细的眼。

吃毕饭，我嚷着要走。一鸣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送老刁回宾馆。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就想，既然文章也“润色”了，为去和留惹一鸣恼火，是很不划算的事情。我打算住一夜星级宾馆。进了宾馆，我给妻拨了个电话，妻郑重其事地吩咐我不要回来了，她担心的是晚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不安全。

9点多一点，办公室主任来了，和他一同来的是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小胡子是公司某部门的一个经理。 我和小胡子握了手，互通了姓名。小胡子说，刁老师，咱们走吧。我问去哪儿?小胡子说，陪你去玩一玩。我说，我是个舞盲，不会跳舞。小胡子说，那就唱几首歌曲。办公室主任眼皮一抬， 说刁老师，你没进过Y市的卡厅吧?我说还没有。办公室主任说，那太好了。我正迟疑着，小胡子巳替我关上了床头灯。

上了小车，办公室主任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一些钞票给我塞进了手里。我说，你这是干啥?他说，你是客人，我们请你，就要全包的，这是小费。我展开手掌一看说，付小费能要这么多?办公室主任说，要得要得，这里和省城差不多，小姐们挺有档次的。小胡子也说，你拿上，刁老师，这是经理交代过了的。我一听，这是一鸣的意思，就将钞票装进了衣服口袋(我估计，至少有1000元)。3月23日晚上的天很高，夜很黑，城市里的灯火也就挺厉害了。我不知道小车在Y市转了几个弯，也不知道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下了车，糊里糊涂地跟在办公室主任和小胡子后面糊里糊涂进了门。

老板娘似乎早有预谋似的在门口迎候我们。老板娘是一个很肥硕的女人，胸部尤其高耸，只是眼神塌下去了，流动着的光是漠然的，和她那三十多岁的年龄不协调。看样子，办公室主任和小胡子对这里是挺熟的。我们刚进去，办公室主任就给老板娘说，外地来了客人，找一个女孩儿陪陪。我问小胡子，这是什么地方?小胡子说，歌舞厅，还有按摩什么的，都有。我强调说，我不会跳舞。小胡子说，不会跳就不跳。说话间，老板娘领来了一个女孩儿。办公室主任兑，大厅里人多，进包厢吧。女孩儿像黑夜里的领路人似的，走在前边。办公室主任拉了拉我的衣角，阴声细气地说，刁老师，小费你自个儿给，一次一张，Y市就这价。我说，什么一次一张。小胡子哧地笑了:你放心，这里挺安全的。我即刻明白了。我说，不行不行，那不行。办公室主任说行啊行啊。小胡子在身后使劲地推我，那个女孩儿拉住了我的手，大哥大哥地叫我。就这样，我被连推带拉地弄进了包厢。我去拉门，门从外面锁上了。你可能要说，你肯定是愿意进去的。对此，我不可否认。

我环视了包厢一周，房间里有两张沙发一张单人床。女孩儿说，大哥，躺在床上去，我给你按摩吧。我说，谢谢，我不需要按摩。女孩儿说，大哥你瞧不起我?我还没有瞧她，怎么能说瞧不起?我正眼去看女孩儿，女孩儿并不妖冶，她比较端庄，也算漂亮，只化了淡妆，眉毛和睫毛都未经修改，个头儿挺高，身材是比较丰满的。说实话，我并不厌恶这女孩儿。可我坐在沙发上，和她无话可说，只是觉得心跳得厉害。女孩儿说，大哥，我给你按摩吧。她站起来拉我的手，我的目光停留在女孩儿的手上了;她的手形很好，手指头修长，手上的皮肤细腻而润泽。我总以为，女人的手就是女人的门户，它看守着女人的一生，也标示着女人的一生。女孩儿的手使我动了心，我说，你先不要急(她急着要和我上床)，我会看手相，让我给你看看手相吧。那女孩儿一听，眼睛发亮了:真的?我说，我给你看看，你听我说。她坐在我的对面，将右手伸给了我。我说，你干上这事儿还不到二个月(我是凭感觉说的)。她惊讶了:是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在你手上摆着。然后，我就将她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健康状况胡乱说了一通。女孩儿好像信以为真了，她说，你看一看，我的事业怎么样?一句话，问得我很伤心；她这样的女孩儿还有事业可言吗?可见，她还是想干事业的。我抬起眼去看她，看一个想干事业的女孩儿。她却说，不要那么色迷迷地看我。叫你来，你不来，看一看顶什么用?我觉得，我脸发烧了，心跳又在加快。女孩儿又是“哧”地一笑:大哥生气了?那好，咱就跳舞吧。我说，我不会。她说，二步舞，很简单的，我教你。她揽住了我，头偎在了我的胸脯上，像说别人的故事一般，讲述着她自己:一年前，她还在某企业上班。一年后，企业破产了，随之，男朋友也抛弃了她。于是，她就进了这种场合。她的话我一点儿也不相信，大概有100个女孩儿会说出同样的100种话来。我只相信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清澄明亮，仿佛两盏欲望的灯光，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微闭着双眼，跟着她摇晃着，摇晃着，我们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是在暗夜中行走，彼此也不问一问要走到哪儿去—— 这就是跳舞?我能听见，她像燕子一样在我的耳旁呢喃着。等我睁开眼睛时，她几乎全裸了，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一个女孩儿如此美丽的胴体，她的身上白皙得如同哲学家口中的警句一样。我的血液在奔流，幼小的欲念一下子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似乎听她说，大哥，我给你按摩吧，我不会白挣你的钱。我只是看着她，忽然记起了某个小说里的一幕:男人抽着烟，让女人裸着在地板上走动，男人只是看着女……不!我现在不是那样的心境，我不会那么刻薄，我几乎动情了。上了床，我却不行，一点儿也不行，心跳得厉害，我害怕极了，不是害怕有人闯进来，而是害怕我自己。我听见那女孩儿说，大哥，不要害怕，我帮你。就是她帮我，我也不行，我的浑身已是汗水淋离了……我一把推开了那女孩儿，翻身下了床。我没有忘记给那女孩儿付钱。我用双手拍打着门。门从外面开了。我像一头猛兽似地冲出了门。办公室主任和小胡子一脸淫荡的笑意。上了小车，我一句话也不说。小胡子问我，刁老师，怎么样?我脱口而出，不行，那样不行。办公室主任和小胡子一脸的愕然。

回到宾馆，我的心情久久地难以平静。我的眼前依然是女孩儿诱人的胴体，我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她的名字赵绯，在心里。我以为她就是女孩儿赵绯一个，不论她的名字是真是假。

躺在床上，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我的睡意全消。我想，那女孩儿这会儿肯定还没有睡，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在那张小床上，她又去给一个男人“按摩”了。我辗转反侧，不知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的，我梦见赵绯进了房间，是一鸣领进来的。一鸣说，他睡着了，你要好好地陪他，我走了。不，我叫喊了几声:不!我不要。我翻身坐在了床上，我一看，沙发上真的坐着一个女孩儿。我揉了揉眼睛，确认我没有在睡梦中。我问她:你是谁?她说，我是范英。你怎么进来的?她说，是你们经理领我进来的。我说，你出去，我不需要你。她勉强笑了笑，没说什么。我又躺下了。

我听见了卫生间水的响声。她大概冲澡去了。

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想，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女孩儿呢?我给一鸣打了个传呼，证实了这女孩儿就是一鸣送来的。一鸣淡漠地说，还害怕什么?玩一玩睡觉吧，你看几点了?我一看表，已是凌晨3点多了。我该怎么办?把女孩儿推出门外去?我正在想这件事，女孩儿冲完了澡，一丝不挂地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没有任何欲望。我对那女孩儿说，你坐起来，咱们说说话行不行?女孩儿说，行啊。她问我，有烟吗?我说，抽屉里有，你自己去拿。她下了床，将烟灰缸端来放在了床头柜上，点上了一枝烟，猛吸了一口，样子很贪婪。我看着她那单薄的裸体，可怜她比可怜我自己还可怜。

有十五岁没有?

十七整，正月生的。属鸡。

哪一年干这事的?

去年。

叫什么?范英?

范英。

哪个省的?

S省西川县。

西川还是东川?

西川。

我抓住她的肩膀，一把将她扳过来了。她大概以为我要她上床，就说，等一等，等我抽完这支烟行不行?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我眼前的这个范英就是她——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她告诉我，她是S省的，家在东川，而不是在西川。这个范英太像她了，一样的娇小，一样的圆脸盘，一样的杏核眼，——我再一次打量这个范英。她说，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嘛，要干，现在就干。她又吸了一口烟。她把脊背给了我。她是范英，不是她，不过，太像她了。也是3月23日，也是在晚上，也是大约凌晨三四点吧。生活中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我真是懵懂了。

现在，该说一说去年3月23日的事了。我说出来，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把眼前这个叫范英的女孩儿和另一个女孩儿混淆了。

我本来是准备坐火车回到我居住的那个省城里的，但没有买到卧铺票，我只好改坐从邻省T市发往省城里的卧铺汽车了。我是晚上8点半上车的。上了车，我才知道，汽车上的卧铺不比火车，人只能半躺着。我靠着车窗，旁边的铺位上还没有人。一上车，我就拉开了毛毯。在车的轻微颠晃中，人是容易入睡的。我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时，才发觉，有人抱着我。我一看，我的身旁是一个女孩儿。我问她:你是谁?她反过来问我你是谁?就在那天晚上，在茫茫的旅途中，这个不知名和姓的女孩儿给我告诉了她的人生故事——

她说，她家在S省东川县，姐妹六人，她排行老四，十八岁。十五岁，她初中毕业了，她说，她的学习成绩并不差，她们那里穷，她再也读不起书了，读高中，要到四十里以外的镇上去。父母亲要她下地劳动，她想到山外去见大世界。她没有给父母亲打招呼，就扒了火车从山里出来了。她先是去了广州，然后到了京都，就这么混了三年。她准备到西安，然后再到成都。不用问，她是靠什么吃饭的，她已说得很坦白了。

我说，你还小，回家去吧，你爸和你妈想你呢。她说，谁还会想我?不可能。

我说，回去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过日子。她笑了:谁还爱我?我这一辈子就不结婚。我说，这么流浪下去，会把身体弄坏的。

她说，活一天算一天，死了就死了。

我说，你的日子还长着哩。

还长个屁。她小声说，大哥，我已做了六次手术了。医生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能生娃娃了。操!谁还要娃娃干啥子?

车厢里昏昏沉沉的。旅客们都在睡眠和半睡眠状态中。和奇形怪状的鼾睡声相比，我们的说话声小多了。

汽车把我们拉进了一个停车场。司机喊叫大家去用夜餐。下了车，我一看，这家汽车旅馆在田野上，四周并无其它建筑物。我和那女孩儿去吃了饭。我们走上了田野。田地里的小麦很绿了。那女孩儿紧偎着我说，你想不想?就在这麦地旁。我说不行不行。女孩儿哧地一笑:你们男人都是假正经。从汽车旅馆里伸过来的灯光照着她，她的脸色发白。

一个小时后，我们全都上了车。

酒足饭饱后的旅客们又开始大睡了。我和那女孩儿都睡不着，头偎着头，小声嘀咕。她给我说，读初中时就恋爱了，她的男朋友和她在同一个班，她第一次为他做了人流。他害怕了，就跑到山外面去了。她说，她三年来没有挣多少钱，她挣的钱全都花光了。她还说，给她最多的是干一次1000元。她说得很坦然，她说，大哥，来吧，我不会要你钱的。她紧偎了我。我说，那不行。我吸进去的全是她的气息。她说，大哥，我喜欢上你了，真的;我一上车就喜欢上你了，你睡着了真好看。我笑了笑。她说，谁骗你是小狗，我还没有喜欢过谁呢。我假装睡去，不搭理她。她大概以为我睡着了，就抱住了我。我们用毛毯蒙住了头。实际上，是我抱住了她的……事情大约发生在3月23日凌晨四点左右吧。

仓促地荒唐过后，我极力不去想它。我也曾经痛恨过自己。不过，我领略的是那女孩儿火一般的热情，绝不是应付，虽然，我不尽人意，但我能感觉到那女孩儿对我是真实的。我一旦回想起她，回想起她那漂亮的脸庞那诱人的眉眼和她在我耳旁的窃窃私语，我就宽恕了自己，并且将那次旅行视为人生中不可忘却的事情——我有了一次十分短暂却是浪漫的“艳遇”。生活怎么能和去年相重叠呢?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暗藏着吗?

我怔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范英。

一支烟抽毕，范英上了床。她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伸展了一下腰身。

困极了，她说，操，今天有个人干了……腰痛得很。

我说，你这样消费自己，能行吗?

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她说，死了也不冤枉。她的话和赵绯的话如出一辙，口气几乎一模一样。这时候，床头柜上的BP机响了。她从包里拿出了手机，回了电话(她为什么不用房间的电话?)。手机一个月交多少费?

不到二千。

挣了不少钱吧?

在这个破地方挣不了多少钱。我在广州，陪了一个老板半年，那人一甩手就是10万，每天就不需要做这么多。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广州呢?

那里干这事的人比内地多，怪事也多。她说，脱衣服呀，磨蹭啥子?

我看了看她，她侧身躺着，身体很小很小，高翘的乳房如拳头那么大。

你不想做?不想做，我就睡觉了。她说，我腰痛得很。她用被子盖住了身体，准备睡觉了。她还没有睡稳当，又翻转过来，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腰，她对我说，你们经理明天要问起这事，你就说，你做了，行不行?

我讨厌她使用的那个动词:做。我没有吭声。我心里纷乱如麻，浑身困乏无力，头在嗡嗡地响，但没有睡意。我又陷入了往事的圈套，总是想起那个赵绯。

那就来做吧，做完了睡觉。她说。

又是做?这个能够使行为变味的动词?我真想一把提起那个女孩儿，把她弃之门外。

她爬上了我的身体……

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多了。我再也睡不着了。而那个叫做范英的女孩儿趴在我的身旁死睡而去了，她的鼾睡声很绵长，一点儿折扣也不打。我像翻卷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把她翻转过来，让她仰躺着。我看着她那疲惫不堪的面容，没有爱怜，没有同情，没有厌恶，没有憎恨，好像什么也不曾面对。她那赤裸的肉体对我来说，是一堆熄灭的火。

七点半，我叫醒了她。她爬起来， 一边化妆， 一边对我说，你真好，你是个好人，她回过头来瞄了我一眼。我感觉到，她不是挖苦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感激我。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人包了我一夜，我一夜间连半眼也没合。操!

这就是她感激我的原因。我真该自己可怜自己了。我的难言之苦， 能给她说吗?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他叹息了一声，结束了他的叙述。

萍，对于这个粗糙的素材，我在心里装了好几个星期，也曾反复酝酿过，想到过几种处理办法。

1.按照叙述者的口气，原封不动地叙述，尽可能地叙述得客观一些，冷漠一些。我又想，无论我怎样叙述，也还原不了叙述者叙述的本来面目。你知道，写文章毕竟不是照相，落到纸上的文章只是对生活某些方面的模仿，模仿的过程难免走样。因此，要保持所谓的“原生状态”很不容易。况且，在排列组合汉字的过程中，未免会排列组合自己的情感和意识。

2.叙述者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我能感觉到他既对自己两次的“艳遇”沾沾自喜，又可怜自己受一定的文化心理支配而做不到“放荡不羁”，无法一览无余地展示自己。所以，他同时很自卑，自卑自己生命力的萎缩。他对两个女孩儿有爱怜之感，又有讨厌之情。他本人是畏怯的，也是虚伪的。因此，我想把素材处理为一个文化人(干脆就写一个小报的编辑)矛盾复杂的心理小说。

3.纯粹的一篇忏悔录。因为叙述者的口气中不无忏悔之意，他是有道德意识的，他在三星级宾馆和那个女孩儿勉强地做了以后，一直没睡着，他连续冲了三次澡，蹲在卫生间不出来。后来，他竟然把自己的一撮头发揪下来了。他低下头，让我在他的头皮上看，头皮上果然还留着痕迹。他悔恨过，内疚过，也丑陋过自己。我也曾被这样的设想纠缠过。

4.抛开那个叙述者不写，只写这两个女孩儿，写她们为什么会堕落?追寻其根源，这样，可以展开想象，想象她们的父母亲，她们的家庭，她们的读书生活，她们的男朋友，等等。冷静地剖析女孩儿的心理，同时，也使社会各方面有所警惕和醒悟。

我想了那么多天，把这四种设想都抛弃了。我觉得，这四种设想都落入了俗套，都不可能写出新意来，只能是从现象到现象。我想，我还不如写一篇适合于小报和通俗刊物适用的带一点挑逗性的文章。但是，我不愿意浪费素材。我想到了你。作为一个女作家，我想，你会换一个眼光来看待这个素材的，或许有第5种或第6种处理办法，把素材处理得很好。结果会怎么样呢?萍，我等着你回答。

原载1998年《佛山文艺》10期

冯积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数十种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部）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并选入各种优秀年选；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遍地温柔》《逃离》《村子》《渭河史》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人的证明》等十部。《沉默的季节》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陕西省政府“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