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司马光

         文/杨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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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熟知。当时的司马光才七岁，便因破瓮救友的少年机智而名震京洛。如今，我们再次回望千年前的司马光，一股敬仰之情仍难以自抑。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北宋四朝重臣，是旧党的代表人物，是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激进变法的著名政治家，是编篡巨著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是著作《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涑水记闻》《潜虚》等文学名著的作者，是一代文学大师。他常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勉，《宋史》评价他：“光（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他死后被朝廷赠封太师、温国公称号，谥号文正。他是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受历朝历代文人学仕的敬仰。他与文学家苏轼同时代，两人在政治舞台上时左时和，苏轼虽与司马光政见多有不同，但都是为国家、为百姓计，都是真性情、真君子，对司马光的做人品格苏轼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魏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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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算“官二代”，他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是当朝名臣。”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北宋初年中进士，曾任耀州富平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政绩显著，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良好的家风熏陶，成就了司马光忠厚笃诚的性情品格。

     司马光将“君实”作为自己的“字”，也许正是提醒自己做人做事时时、事事都要“老实、实在”。司马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难怪后来有学生请教他修身之道，司马光说：“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

     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故事，把司马光做人的实与诚体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传为千古佳话。司马光属于保守派，但他始终站在为老百姓利益发力一边；王安石属于激进派，始终站在为朝廷精忠一边，二人都是竭诚为国之人，只因政见不同成为“对头”。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一口回绝：“王安石为国家计，没有私心。”司马光还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喻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司马光说：“光与介甫（王安石），趋向虽殊，大归则同”。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深为悲痛，他担心王安石生前因强力变法得罪了好多权贵，死后可能会遭受小人的诋毁和鄙薄，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介甫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遂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这已是至高荣誉了。可见，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堪称我国历史上“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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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司马光传》称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司马光虽生在官宦之家，但清廉、俭朴、好学的家风对他影响深远。他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奢必堕落自败”。

     司马光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朝廷要职，一直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宋仁宗深知司马光生活窘迫，临终留下遗诏要重赏一批像司马光那样功高德劭的重臣。司马光得知后三次上书拒赏，但均未获准。最后，他只得把朝廷对他的赏赐分作两半，一半充作办公经费，一半用来补贴贫困亲友，自己则分文未取。

     司马光在洛阳时，好友范镇来看他，走进屋内，发现除四壁的书架上全部堆放满书籍外，别无它物。床上的被褥已很破旧，范镇看后十分惊讶：“听说司马光生活清苦，但没想到这么寒酸。”回家后，范镇就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托人送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就在被头上端端正正地写道：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此后，司马光一直用此“被”直至去世。司马光这么做绝不是秀清廉、图名利，而是他从骨子里对物欲享受之类无所求，无所好，了无兴趣。他所醉心的是学问，所关注的是民生，是一种大爱，一种情怀，是大境界。他常对儿子说：“我只有沉湎于为老百姓为国家做事，再能有时间让我静心做学问，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除此之外请不要打扰我，让我烦心。”用现在话说，司马光就是一个典型的职业政治家，职业学者，职业文学家、史学家。

     于物无所好的司马光，却“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从小醉心史书的司马光尤其喜欢《左传》。他七岁时就能给人讲《左氏春秋》，成天手不释书。他在编篡《资治通鉴》时十分勤奋，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他的勤奋精神使人叹服不已。比如，他为了更多时间用于学习、写作，怕自己因疲劳睡过了头，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木枕又圆又光又滑，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于是便可继续起来伏案写作。后人称此枕为“警枕”。据说，仅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整整两间房子。

     除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书法、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有独特研究和著述，如《潜虚》《涑水记闻》《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医问》等等，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司马光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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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的仕途从20岁就开始了，做过县官、州官等地方官，更多的是在京中做朝官，在多个部门任过要职，可谓从政经验丰富，对治国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研究。他秉性刚直，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批评权臣。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举考试承袭唐制，注重考卷辞赋的优劣取才。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当官要德才兼备，“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艺能。”1061年，苏轼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胡宿等老臣认为此人狂妄大胆，对皇上不恭，不可录用。而司马光则坚持认为：“苏轼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很赞成司马光的观点，苏轼遂被录取了。

     司马光除关注皇帝修身、皇位继承、治国政纲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外，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上，他不断发出要减轻民众负担的呼声而且付诸行动，这种心系苍生的民本思想几乎贯穿在他的所有奏章里。他强烈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等奢靡之风。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赋税最重的是商人，民生是多么的艰难，官员的繁文缛节太多了------”并力陈朝廷：着实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把官员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心思用在民生上等等。这些措施，大部分被朝廷采纳。

     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同，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篡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著史也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种方式。司马光说：“我在朝廷，会妨碍王安石变法的步伐，我必须给他让路，让他变法顺利推进。”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二次回朝为相，朝廷对他非常器重，他也成为当时具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西夏、辽国的外交官到了宋朝，除了觐见皇帝外一定要拜见司马光。西夏和辽国的皇帝还一再叮嘱本国的边防军：“现在司马光当了宋朝宰相，你们千万不要挑起边防事端，免得惹事上身。”

     司马光更是以身报国，不分昼夜地劳累工作。他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他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弥留之际，司马光说的还是朝廷、国家大事。1086年，司马光去世，享年67岁，这在当时已算高寿。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及皇帝听到消息后，非常悲痛，立即去吊唁，京城的老百姓罢市前往凭吊，街巷中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难怪北宋“三朝名相”、被宋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盛赞司马光“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有人说：一个人生前重不重要，不但看他死后的葬礼，更重要的在于他死后能否被人长久铭记。这点，在司马光身上得到了充分应验。

    千年司马光，万年司马光！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首届丝路散文奖获得者，都市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等。作品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试题。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海外文摘》《人民日报》《中国早报》《人民司法·天平月刊》《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华商报》《杂文报》《宝鸡日报》《散文选刊》《延河》《美文》《秦岭文学》《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