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谈

被狗咬了，伤的是皮肉；被人咬了，伤的是心灵。

赶鸭子上架

1988年12月14日傍晚，一辆小车驶出了益阳城，向长沙方向疾驰。

我和益阳地委副书记兼益阳市委书记郭质彬坐在车上。这两天，省里接二连三给益阳市委挂电话，限我于14日晚上八点钟前，赶到省委第九招待所九栋某一个房间，省委领导同志要找我谈话。本来，该早一点赶回长沙，因我心里非常矛盾，总是拖着不走。当第三次来电话时，市委郭书记对我说：“吃了晚饭，我送你回长沙，不然，我负不起责任。”

我是这一年从冷水江市委转点到益阳来的，兼任益阳市委副书记。我当时想，冷水江是资江中游的一座重工业城市，产煤，产锑，以矿山为主。那是一片发光发热的黑色的土地。我在那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美仙湾》，一部散文集《太阳城》。而益阳则是资江下游的一座城市，以生产纺织、印刷等轻工业产品为主，水竹凉席、松花皮蛋以及蚊香等传统产品，是享有盛誉的。那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彩色的土地。我想到那里生活两年三年，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也写一部《彩色的城》什么的散文集。然后，我再溯江而上，到资江上游的城市——邵阳去寻觅。我这一生，如果把这条江上的三座城市“吃”透了，为时代和人民留下一点多少有一点用的东西，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铺展在我心里的一个计划。也仅仅是铺展在我心里的一个计划。

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完全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呢？

1985年6月，突然地让我出席省党代表会议。一报到，领到一叠资料，大会主席团的预备名单里，竟有我的名字。大会结束时，我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那时，我入党才六年，刚刚达到做省委委员的党龄要求。两年后的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接到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要我马上赶回。说是有急事。回来才知道，中央组织部，来一个考察小组，正在考察我。他们已读了我一个星期的作品，几乎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看了。然后，又找了不少的人谈话。最后，才找我谈。我如期来到他们的住处。我去到那里时，他们正和康濯同志在谈。我在外面等了等，等康濯同志出来后，我才进去。考察组是三个同志，由一位宋主任带队。开始，他们与我卿天似的，问我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香格里拉尼汝河岸的树。）

的一些看法。还问我：对自己的这一生，有什么总的想法？我说，我想写四百万字的作品。他们中的一位年轻一点的同志说：这应该只是你的目标之一。然后，他们才对我说，你也许也知道了，我们已经来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看了你的好几部书。觉得你的创作路子是正的。只是题材面窄了一点，多是写煤矿的。以后，除坚持写你熟悉的煤矿外，还应该走出煤矿，拓宽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题材。最后，他们归纳了这次考察中听到的一些意见后。给我提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加强文艺理论的修养；二是要加强个性的修养，遇事不要冲动；三是如果以后有进学校学习的机会，希望我不要放弃。到底这次他们来考察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一无所知。然而，在不小的一个圈子里，却议论纷纷了。中组部都来考察了，谭谈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了。

我没有“怎么样”，仍然在资江边的那座小城，汲取创作和人生的养料。

在这后不久，一位领导同志确是向我透过风，要我做出“牺牲”，到文联党组来工作。我恳切地对这位领导说：“我想在创作上再冲刺一下。不能向前迈出一步，哪怕迈出半步也好。不然，我真不甘心。”

“你还年轻，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嘛。”

“部长，文学这玩艺不像别的活。不是有时间就可以写，而是想写的时候必须有时间。”

后来，省委派另一位同志来文联党组任副书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我终究没有“逃脱”。1988年9月，省委决定，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出，单独建制，归口省委宣传部领导。部领导再一次找我谈，要我出任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我知道，自己过去连一个党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猛地要来“管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自己恐怕不是那块料。然而，有时候，自己心里也痒痒的。当时，作家们尚未评职称。象古华这样的作家，因为既无职称，又无职务，每月只80多元的工资。那一年文联分房子，我看到分配方案开列的名单上，是这样排列的：处长、副处长；空一格，科长、副科长；空一格，才是古华、谭谈。我们是和传达员、炊事员等排在一栏里的。那党组书记，是个副厅级干部。自己何不捞到这个级别再说呢？干一段，再辞掉就是。反正我们的国情是这样，干部上去了，就是没有干了，那个级别待遇也永远保留……坦白一点说，这党组书记对自己，不是没有一点诱惑。然而，我当时正准备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别人都说我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我真担心自己搞行政工作后丢了创作。作品是作家的生命。没有作品了，还算什么作家呢？当一个什么干部，在位的时候也许神气十足，威威武武，一旦退下来后，还有多少味呢？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如果写出了好的作品，你的生命就永恒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那些没什么建树的省主席，现在谁还记得起呢？而一个稍有成就一点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至今还在世间流传。我们不时还在议论他们的作品，议论他们的人生。想到这

（《人生路弯弯》一出版，上海《文学报》就选载了其中的一章。）

些的时候，我又真不想做这个党组书记。那些日子，我内心真矛盾啊！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我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朝前走着。

这一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特新同志，把我喊到部里。对我说：“组织部下午的部务会上，将讨论作协的班子。关于秘书长人选，大家提这么两个。”接着，他将名字说了出来，然后问我：“你看哪一个能更好地和你合作？”

坦白地说，我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加上内心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也没有认真去想，什么人和自己合作得更好。我对周部长说：“我希望一个年轻一点的。”

“那你的意思是某某罗？”

我点了点头。

“那我马上告诉组织部去了。现在，你一定不能把消息透露出去。我知道，你的嘴巴子是不太牢的。”

“我今天下午就到益阳去了。”

“好。”

到益阳以后，思前想后，心情更矛盾了。真后悔不该在周部长面前应承那么一句“我希望一个年轻一点的”的话。这不是等于已经接受出任这个党组书记了吗？真想在心里“翻案”。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催我回长沙，我却拖着不想回。

我和我们作家协会主席未央同志来到九所那间指定的房子时，周部长已在那里了。原来，他正领一班人在准备省文代会的材料。一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赞忠同志和省委常委、秘书长沈瑞庭同志就来了。夏部长先说，告诉我们，省委常委讨论了作家协会的班子。决定由你们俩位和孙健忠、萧建国四人组成党组。本来，党组由五人组成。讨论时，一位老同志提出，不要一下就排满了，让你们书记们有一个考虑的余地。接着，他谈了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沈秘书长在谈话时告诉我们，省委没有哪次讨论班子有讨论你们这个班子这么顺利。他还十分热情地说，有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他一定支持我们。听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最后，两位领导同志都询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刚才，我听了夏部长说出的党组名单以后，心里直在琢磨，为什么某某没有了呢？现在我们进党组的四个，都是作家，且都处于创作的旺盛时期。如没有一个人全心身地来做行政工作，我这个党组书记怎么当呀！我如实地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看准了人，你们就提吧！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想成熟。”……

那一天，我们召开了一个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夏部长到会，宣布了作协党组成员的名单。这时，已是五人了。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我在这个发言中说：“我不打算为了往上爬而去迎合领导，我也不打算为了赢得选票而去一味地迁就群众。我准备把这两个包袱都丢掉，我本来没有多少本事，如果再背上这么两个包袱，那我就更加走不动了……”

我这只“鸭子”就这样“上架”了。

（我们旅居贵州湾田盘州盛世小区盛月湖小景。）

我的味儿太辣

哪知，刚学剃头，就碰上了一个络腮胡子。

作家协会和文联分家。矛盾霎时如泉水般的涌出。我是党组书记，躲也躲不开了。

过去，我虽然兼任过市委副书记，那正如我自己说的，我是看别人做书记，做市长。自己有一点什么感受，就写一点什么。过去，我虽然担任过几年作协的常务副主席，但多是管一点创作上的事，没有太多的行政工作锻炼。如今，可真是套上了赵树理那个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名儿了。

作家协会从文联分出后，迁到新址。这新址只是一个基建工地。五年前买下的地皮，突然又要涨价。且价格翻了一番多。我们哪里能拿出数十万元钱呢？对方告到法院。法院三次开庭。我们要去接受“审判”。以前主管基建的同志，曾许诺别人搞多少多少吨水泥，如今他们上门讨债来了。我只好马上拿出一本自己著的书，请这位不曾见过面的小青年“雅正”，才暂时把他打发走。新址只建了一栋宿舍，许多作家和干部尚未搬进，又无处办公。我一家一家叩头、烧香……

作协和文联分家前，经省委批准，我们聘任了19名“聘任制”专业作家。许多聘任制作家想趁作协文联分家转为“铁饭碗”的专业作家。愿望没有实现，意见都对向我来了。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无形中和我对立起来了。我感到很是委屈。我过去没有经过“官场训练”，没有学会诸如“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之类的行话（老实说，我以后也不打算学）。回答别人的问题时，直率、干脆，不拐弯，常常无意中就把朋友得罪了。作协刚刚从文联拉出来。机构不全，人员不全。有段时间，作家们家里的厕所漏水、电灯不亮，都来找我。我是煤矿工人出身的，性格也象煤。平时，象一块没有燃烧的煤，沉静、老实，一旦来气，就象一块投入了炉膛的煤，浑身冒火。有一次，一个聘任作家来电话，说他家的煤气罐没有气了，原单位不给换气。我答应给他们领导人打电话，或明天到他们单位联系。他说，怎么能等你来联系，我十一点钟就要煮饭。我一听，火了：

“难道要我马上给你送气来不成？你也写小说，我也写小说。我写的小说比你写的小说还多……”

看看，我多么不象一个党组书记！

好心的朋友开导我，如今的你，不是过去的你了。说话办事，都要想到自己是党组书记。天啦，党组书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呀？难道只能有火的时候不能发火，想哭的时候不能哭，想笑的时候不能笑，想说的时候不能说。而不想哭的时候要哭，不想笑的时候要笑吗？

朋友的话毕竟是善意的，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一逢有人来找，不管自己当时的心情怎么样，立即笑着迎上去。我想，那准是苦恼人的笑。人，这样活着，是多么的不自由，是多么的别扭

（洱海落日。）

啊！…………

1990年春节的时候，胃痛得厉害。在部队时，曾经犯过胃病。回到地方后，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痛。这一次，痛起来，却比以前似乎更厉害，一连几天，我拉黑便。有经验的好友告诉我：这可不能马虎，赶快去医院检查。我在参加省委全会时，宣传部周部长见我老捂着肚子，催我立即去医院检查。夏部长对我们的主席未央同志说：“家里的工作，请老同志多担一点。谭谈这个干部还年轻，我们要多多爱护他。”

省委全会没有开完，我便来到163医院检查身体。一查，果然是胃出血。医院要我立即住院。

我终于进了我十分陌生的医院。

这是这家部队医院里的一个高干病室。在这里住院的，多是一些离退休的部队军师级干部。每天开饭前，早早地，他们就拿着碗，来到食堂排队等饭吃了。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吃一顿少一顿，从而对吃饭特别的积极呢？我真难把他们在食堂吃饭的模样儿和他们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形象统一起来。

到医院后，不知是心情平静了一些呢？还是药物起了作用？我的胃没有那么痛了。我悄悄地拿起了笔。一个星期里，我写出了短篇小说《爱之旅》、《相逢又离别》、《蛮蛮小传》，分别交给《上海文学》、《湖南文学》、《小溪流》发表。

正当我铺开稿纸，准备写作一部中篇小说的时候，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的几位同志到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审计局来人把联谊会的帐本全部拿走了。

我觉得审计部门查帐是很正常的，接受审计机关的检查和监督也是应该的。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映。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审计这个烟幕里面，竟伸着一只可怕的手……

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1988年秋，在作家协会的一个理事会上，一些同志根据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外省一些作家协会的经验，提议成立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认为这是作家走向社会、了解社会，也让企业和企业家为社会所了解的一座桥梁，是文化与经济联姻的一个高素

（我们旅居的云南大理上阳溪村院墙上的三角梅。）

质、高档次、高文化的联合体。

那是一个清晨，一辆旅行车开到了我住的楼房下面。萧育轩在下面喊，要我快下来。我走下楼来，就被他拉上了车。一到车上，才发现上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有莫应丰、水运宪等。我一上车，车子就开了。

我问：“到哪里去呀？”

萧老夫子总是笑而不答。

车子开出长沙城，一直开进了一家叫果园汽车改装厂的乡镇企业。直到这时，这位萧老兄才向我“交底”：说是理事会上提出要成立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没有参加那天的理事会）。会上决定，我是这个联谊会筹备组成员之一。

厂里热情地接待我们。由水、萧两位向厂方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莫应丰是一个文艺界的全才，不仅写得出好小说，而且在大学里是学音乐的，毛笔字也写得相当不错。长沙街头不少商店，挂出了他写的招牌。这时，他铺开纸笔，准备给厂方写一幅字。

萧与厂长谈着谈着，就说到成立联谊会时请厂里出一点开办费上面来了。我坐在一旁听，心里酸酸的，脸上热热的，连忙“急中生智”，借口解手，上厕所去了。直到估计他们谈妥了，我才回来。

联谊会终于成立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召开成立大会的那天，省里几大家的领导同志都到会了。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当时正患有红眼病，且那天下午四点将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仍然按时来参加我们这个民间组织的成立大会了。这使我们心里很热乎。

联谊会成立后，我和未央同志被推为作家方面的执行主席。这时，我心里总是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你索取了别人什么，将向别人回报什么？那一段时间，我把写小说的精力，全部用到为企业服务方面来了。在省委沈秘书长的支持下，我们举办厂长秘书培训班，把省长、省委书记的秘书请来授课，为厂长的秘书与省长、省委书记的秘书们相识相交创造条件；我们举办企业报副刊编辑培训班，把《人民文学》、《湖南日报》等大报、大刊的名记者、主编们请来授课。我还经常在厂矿里转，访问厂长、工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一方面写一些短新闻在报刊发表。有一次，我交一篇四百字的写企业的小特写《纸》，给《湖南日报》经济生活部编辑熊先志同志的时候，他颇为感动地说：“大作家写小新闻，这也是一条新闻啊！”

我们编辑了一套为企业服务的丛书，叫《当代企业家》丛书，考虑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将稿费定为每千字五十元。这确是超过了当时国家规定的稿费标准。但是，当时国家已经考虑到现行的稿费标准过低，准备调到每千字四十元（最高）。且正征求意见的著作权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可以按合同支付稿费。出版这套书，我们是和企业订了合同的，同时也和作者订了合同的。当时我们几个主持工作的同志一研究，认为这是可行的。

（郴州莽山上的飞瀑与劲松。）

而通过编辑这套丛书，向社会宣传了一批企业。也为作家协会聚集了一点资金，为刚刚单独建制的作家协会，改善了一下工作条件，替一批作家安装了住宅的电话，做为党组书记，我从内心是非常感谢联谊会的同志们的。

不断地有人到医院来向我通报情况：说是外面流言种种，谭谈贪污多少多少钱，这一下完蛋了。形势似乎十分的严峻。我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看来，有人搬动审计机关来查帐，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隐藏在这后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我是坦然的。应该说，最了解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人民币面前，我是比较警惕的。但是，我虽然挂着联谊会的执行主席，在党组里，我又分工管联谊会。而具体的帐目，我实在不清楚。因而心里真没有底。……

审计报告终于送到了我们面前，这份报告的第一行文字里就写道：举报中说四十六万余元未入帐，烧毁帐本、私分余款十多万元不实。这时，我心里才明白，这位仁兄是这么把我们的审计机关“请”动的啊！难怪，审计部门下那么大功夫，花那么大的力气，行程数千里，走访百余人。耗时近一年，这真要谢谢我们的审计机关呀！

当时，正值省委换届，我是省委候补委员。这位“朋友”的举报，不仅给了审计部门，同时还打印多份，送给了省委每一位书记和常委。常委当然要严肃对待，调去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我去参加上一届省委的最后一次全会的时候，一位省委负责同志一见到我，就说：“作家们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为了搞活工作，你们是下了功夫的，动了脑筋的。至于某些方面，诸如稿费发高了一点，这也是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个别人这样搞，那是政治品质不好。”

这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那段精辟的话：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

让我把极丰富、极生动的内容，暂且埋在这一串“点子”里吧！如果老天开恩。二十年后还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时，我来补订这本书的时候，再来增补这最为精彩的一章吧！

这一段生活，使我尝到了被人伤害的滋味，使我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另一个侧面的体会：挨“朋友”一刀，比挨敌人一刀，伤痛十倍！被狗咬了，伤的是皮肉，被人咬了，伤的可是心灵啊！这使我对“朋友”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变得“复杂”了，变得深刻了，变得成熟了。使我发出了“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虚伪”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