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层查旱情

1956年，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2年奉命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1963年下半年，浏阳大旱，池塘现底，小河断流，往年从不缺水的稻田里开出了一条条地坼，社员心内如汤煮，夜以继日地投入了一场抗旱救灾的战斗。农历七月初，耀邦同志亲临浏阳视察灾情，深入第一线了解受灾情况。

一天傍晚，耀邦同志经过太平公社社冲大队，从车窗里发现一大片排田的禾苗快要枯死，他立马叫司机停车，下车后正好遇上社冲完小青年教师刘世杰和宋任宇，他俩刚在小河坝氹里洗完澡回学校去。耀邦同志向他们招呼，打听大队书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是谁？小刘刚调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小宋认识当地生产队长，便带胡耀邦同志一行去找人。他在社冲大从停留了两三个小时，走访了许多社员，找到了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天快黑了才回浏阳县城。临走时秘书才悄悄告诉大队书记：这是胡耀邦同志。

几十年后，刘世杰老师十分感慨地回忆说；“这就叫‘微服私访’，体察民情，顺应民心！”

赤日炎炎，“秋老虎”将稻禾烤得一片枯焦。耀帮同志谢绝了时任县委书记梁歩庭的陪同，带着两位工作人员，冒着酷热从浏阳县城出发，乘坐一只木棚船沿浏阳河顺流而下，前往青草公社视察。上午10时许，小船行至太平公社韩家大队筒车壩口停了下来，因为韩家生产队和对岸的社员将“河洪口”紧紧关上，任何船只都不能通过。壩上立有块木牌告示：“河水干竭，筒车不转，为抗旱救灾，保障筒车打水灌溉，“河洪口”仅限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两次放行，每次开闸1小时，敬请过往船只原谅。” 

耀邦同志的小船在岸边悄悄地停了下来，秘书上岸要求放行，说领导有要事。负责守壩的刘瑞友（又叫刘冬）头也不抬，指了一下木牌子说：“瞎哒眼吧！不认得字呀？你哩领导要过坝，我哩农民要吃饭！”这时，耀邦同志也了上岸，走上前去与刘冬闲聊起来，向他打听大队和生产队的受灾情况，干了多少稻田，筒车打水能灌溉多少面积；了解社员的生活，人均每年能分多少粮食，够不夠吃；每个劳动日工值多少钱，吃油、吃盐和穿衣服的钱从哪里来……

牛高马大、向来脾气不好的转业军人刘冬感到有点奇怪，同时又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关心贫苦百姓。他一时间变得柔和起来，对耀邦同志的问题如实耐心地作了回答，秘书在一旁一一记上。最后，耀邦同志告诉刘冬：“抗旱救灾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你们关壩抗旱的措施很好，这个制度要坚持。”

等待的时间，那怕半时一刻都显得特别漫长。时近中午，老刘要回家吃饭了，耀邦同志只好回到小船上休息。那时候，农村没有饭店、小吃，包括船夫在内，他们一行四人是否饿了中餐，还不得而知。

午后，他们都在船内休息等待。傅家生产队有个高个子社员，人称“牛长子”，是当地“搞鱼”的能手，他拿着一包炸药来到河壩边，点火后迅速地向壩上深水中扔去，“轰”的一声巨响，河水翻滚，震得小船不停地遥幌……警卫员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懵了，拔出手枪冲到岸上，指着“牛长子”的脑袋说：“你想干什么？！”此时，“牛长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懵了，颤颤兢兢地说不出话来。秘书和船夫上岸弄清情况后，耀邦同志在船头笑着挥了挥手：“看样子他是个老实农民，让他捡完鱼回去吧！”“牛长子”哪有心思捡鱼！听摆此言，慌慌张张地直往后跑，连头也不敢回——有惊无险，大家都虚惊一场。

足足等了四个小时，下午1点“河洪口”开闸的时间到了。这时，大壩上、下己停泊了许多过往的木船，随着“河洪口”放行，小船顺利地“过关”了，夾插在许多“烏江”船中间顺流而下。

行至茅田，小船又停了下来。这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地方，大旱年头，老百姓受灾和生活情况怎样，耀邦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上，这里是他今天调查的重点之一。

结束了茅田的查访，下午四时许，耀邦同志终于到达了青草公社所在地。一进门便看见一些人在办公室里打牌，他摘下草帽大声问道：“哪个是公社书记？”

“本人便是书记。”牌桌上方站起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拍着胸膛回答。

“叫什么名字？”“陈世某。”

“为什么不叫陈世美？！”耀邦同志很生气，当场质问他：青草公社有多少旱情严重的生产队？有多少粮田受灾？你汇报一下具体情况…… 

陈书记一时摸不着不清此人的来头，但听到“汇报”二字，傲气有所收敛，至于受灾的具体情况，他确实心中没底，一时哑口无言，接下来只好和在场的人恭听耀邦同志的严厉批评。

说来也巧，不久前，这位书记确实抛弃了前妻，与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熊家美女结了婚，当地人和一些下属都暗地里笑他“老牛吃嫩草”。将其比作陈世美，这是一种巧合还是首长事先就了解情况，不得而知。

几天后，县里召开大会，耀邦同志作报告，表扬了退伍军人刘冬，说他抗旱救灾有责任心，敢于担当；批评了陈世某的不作为，乱作为。不久，陈受到降职处分。

后来媒体报导了胡耀邦同志乘船到青草视察旱情的消息，时间正是刘冬值守“河洪口”的日子。于是，“故事”在当地纷纷传开，说刘冬见到了胡耀邦，还和他“扯谈”话家常。仔细回想当天的情景，老刘感到很吃惊，他后悔为难了耀邦同志，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社员们都羡慕刘冬，说他亲自向耀邦同志汇过报，一辈子都值！1981年，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后称总书记），更有人调侃说：“党中央主席还得遵守咱大队和生产队的制度，乘船过壩还要服从老刘哩的指浑！”

耀邦同志艰苦朴素、关心群众、严于律己的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一直在人民群众中传颂。   

 （内容由刘世杰、廖平华、廖水生老师提供）

  老颜进京“开后门”

 颜允友同志是浏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退休干部。“文革”期间，他在小河公社工作。1966年7月，社教工作队逻列了他“十大罪恶”，被定性为“态度顽固恶劣、已完全脱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组织大会对他进行批斗。不久，他被“双开”回家。

1967年10月，他恢复了工作，作为“编余干部”在在小河公社“打杂”。

小河地处偏僻山区，石灰、化肥等生产资料运输十分困难，公社决定购买一辆货车。当时由于遭受“文革”的破坏，工厂停产，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想买汽车，如同赖蛤蟆想天鹅肉。领导决定派颜允友上京“找门路”。

他通过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原同事，上京找到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客人”，和夫人李昭在家里陪他共进午餐，并安排他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开后门”买车的事却被惋言拒绝。

耀帮同志向他详细打听家乡的情况，问得最多的是群众生活和落实政策。

“小颜，你有没有冤屈？”

颜允友把自己在“社教”和“文革”中的遭遇如实地作了汇报。

耀邦同志十分感慨地说：“落实政策组力大，房山县委书记不肯为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同志评反，没办法，只得把他拉下。你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就会落实的，如果不落实，就写信给李昭。”

1978年8月，颜允友同志恢复了党籍和职务，重回组织怀抱。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老颜估计是耀邦同志给浏阳作了有关指示，立即写了一封挂号信告诉李昭夫人，感谢他们的关心爱护。不久，他接到了胡耀邦同志的亲笔回信：

“小颜：来信收到，很高兴你恢复了党籍和职务。我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写信给浏阳县委，你的彻底平反，是人心所向，落实政策大势所趋。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党的优良传统。你要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群众。”

耀邦同志的信一时引起轰动，领导和同事们争相传观，传到县级机关后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老颜十分后悔，因为一时的张扬，导至自己失去了一件最珍贵的文物！（内容来自颜允友同志自传）(值班总编  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