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中国早报网北京1月24日电：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解决“挨打”“挨饿”“挨骂”三大问题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互动性，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塑造和映照的内在互动机理，回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然要求。经济现代化建设、政治现代化建设和文化现代化建设，是党引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三大重要任务。在经济现代化建设方面，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必须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践行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好执政党的形象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文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要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人类文明新形态，构筑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由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RCCSE中国学术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四川省重点资助人文社科期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党政研究》，2022年第1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专题研究”专栏，首篇发表宋才发教授《党引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党政研究》主编陈学明，常务副主编刘彦武、副主编朱凤霞，本文责任编辑欧露。

党引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宋才发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摒弃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验逻辑和凝固的发展模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的固有弊端，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含义诠释

党带领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曾经是“西方经验”乃至“西方化”的代名词。依据“西方经验”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基本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帮助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它们往往通过设置各种障碍，迫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体系的附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开启了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党带领全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改写了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独立自主地摸索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那种靠殖民掠夺、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片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短期发展利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地解决了“挨打”“挨饿”“挨骂”三个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规律，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尤其是突破了它们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垄断权和阐释权，改写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为全世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激发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到底好不好？关键要看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指导和根本制度好不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倡导和领导的，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终能否获得成功？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什么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三个问题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连的互动关系。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言，这条新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来的，它是在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适合自己国情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就是更好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以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不断为它注入新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互动性。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庄严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的任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有益经验，对西方现代化扬弃基础上的、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创新版。在社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不仅提出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大目标，而且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近两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动的蔓延态势，党又适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演进，扎实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抑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无不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诸多方面的内涵，它们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塑造和相互映照的内在互动机理，回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然要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辉煌成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是排斥的。美国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梁燕和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玛利亚·阿黛尔·卡拉伊，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用美国“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根本用不着那些好为人师的人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人看别人眼色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长远利益而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大事情，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自主性和优越性。只有把大势所趋与人心所向有机结合起来，历史的大势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才有可能把中国发展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有可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遵循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确实具有它的“原体规定性”“空间规定性”和“过程规定性”。从执政党提出“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执政党对中国实践、现代化新道路的高度凝练和高度概括，是在新时代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既有时间概念和实质内容上的新，也有关系规定的新，因为它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又因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相区别而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如果把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中国式、基本经验和“新”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因为党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那天起，就自觉地把它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以及作为接续奋斗的强大动力。在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凝练的十条历史经验中，“坚持党的领导”是首条经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得益于党的成功领导；新时代要进行中国式新现代化建设，仍然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个定海神针作用。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新的征程里，党的建设工作一定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净化党的政治生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式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当中去。《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中国式新现代化建设是“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过程，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建设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二、建设高标准中国经济现代化

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用“半封建”“半殖民地”来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离不开对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由于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正确判断，才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也正是由于正确地研判了我国社会性质，才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彻底摆脱贫困并过上幸福生活，才做出了尽快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正确判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离党的八届一中全还不到两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变道”直接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路径，导致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最终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致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这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回顾与审视，有助于从本质上认识党引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带领全体人民致富奔小康、组织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决策的极端重要性。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然而要想真正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要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唯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是党执政兴国和彻底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抓手。唯有全体人民彻底摆脱和告别贫困，才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根据和重要标志。只有真正弄清楚“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在解决过去和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执政党领导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从1979年底提出小康社会构想，到2020年完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任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整整40年时间。就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我国国情实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分析，邓小平当时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实质上就是要集中全党和全国一切力量，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的局面，集中精力进行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人民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它贯穿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因为无论是从出发点抑或从落脚点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成果，促使“小康社会从‘全面建设’转向‘全面建成’”。这里的“全面”体现为注重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完整性，不是简单地从总量和速度上去实现发展目标。这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执政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战略的升华。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它承载着经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建设重任，是覆盖领域广、覆盖地域全面、实现任务全面的整体性建设，既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的质的提升。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和“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两大历史性任务，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改革开放初期，党能够把“小康社会”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藴的美好愿景，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现代化建设朝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到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就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实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人间奇迹。

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消除贫困、过上幸福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绝对贫困问题。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路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道路，体现了执政党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理念。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如“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保障制度，就较好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向世界展示了一套解决现代化难题的新方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还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的共同富裕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实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切实尊重人民意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做到“人人参与”，才可能实现“共同分享”，才能从“共建共享”走向“共同富裕”。当下我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增加公民的合法收入和财富积累，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是新时代宪法的基本要求，只能通过补齐社会弱势群体“短板”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绝对不能也不会通过“削平”先富起来这部分群体的财富来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法治和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大家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要深刻认识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并非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状态，而是一个社会持续善治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性的现代化体系，就因为它遵循了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始终在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了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它彰显了共产党人笃行共同富裕的美好夙愿，藴含着共产党人不断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内涵。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几十年来在人们思维定势上形成的所谓“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的陈旧思维模式，打破了由西方主导并垄断的“现代化”话语权格局，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观，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范式、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铸就高质量中国政治现代化

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近年来“中国之治”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可以说都是来自“中国之制”的比较优势。其实“制度优势”不是模糊的主观定性，而是基于对制度功能实现程度进行科学总结得出的客观界定。因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执政党引领国家事务治理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是我国制度优势得以彰显的载体，更是治理效能得以发挥的依据。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在达成特定治理目标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治理素质，即“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等一系列举措，迅速纠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种种偏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领人民勠力同心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成果，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鼓作气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要坚持好、实施好、发展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规格铸造中国政治现代化，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显著的政治优势，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核心作用的发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注重从政治上把党建设好、发展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应当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统领位置，始终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把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和效能，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力更加有效发挥，已经成为研究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践行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便从价值理念迅速地转变为政治制度，并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立法程序，实现了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民民主”也因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保障而获得鲜活的生命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是我国整个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人民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本质、最根本的民主特征。这个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人民性”，贯穿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尽管人民拥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力，但是我国的社会民主，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只能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途径来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由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却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表达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法治化的渴求与期盼，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功能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国家治理法治化依托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尤其是能够较好地协调国家治理中多元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的作用，有利于避免越俎代庖和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内耗。因此，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依据新时代的特征和实际情况，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方式等进行制度调适，以回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需求。我国正在倡导和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主体，人民的民主主体地位使得我国的政治民主，有别于任何一种形态的民主形式。习近平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于它从法律制度上把人民置于“全过程民主”的核心地位。“人民民主”原则必须贯彻落实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全过程当中去，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把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法治和人权价值来构建基本的社会秩序。”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就需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上面来，让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权力的最终控制权，并用法律保障的方式确保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体现好执政党的形象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认为，党的形象和党的威望如何，“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党的形象和威望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体认识关系，它实质上包含着两个主体：一个是关于政党形象塑造的主体，另一个是关于政党形象评价的主体。“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勤政为民”，是执政党典型的人民公仆形象，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至上”就是执政党形塑和践行根本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执政党在实践中获得的珍贵历史经验。习近平经常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说的就是党的执政理念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把人民的安危冷暖、切身利益作为党的形象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就是公开阐明党的“人民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一贯坚持的“人民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逐渐把“人民至上”“人民立场”理论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把它作为执政党形象建设的关键内容。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把“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作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是否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标准，党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形象的好坏，源自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理念、执政行为和执政绩效的认同和支持。自党的十八大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要抓手，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执政党形象建设的“硬指标”。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圆梦者”等时代角色，但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形象底色始终没有改变，“为人民谋幸福”“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始终没有改变。

四、打造高品味中国文化现代化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以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把它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党又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粹，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转化、创新和发展，并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民族基因”“文化血脉”和“精神标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须臾离不开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须臾离不开中国文化软实力做精神支撑，必须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载着世界百年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得天独厚的优势。强调和体现“文化自觉”，就是要“做到‘自知之明’”“明白它（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潮流、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启蒙与中国文化进步的产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担负着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趋向觉悟、觉醒与文化“翻身”的历史使命。无论在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无论如何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和重要基础，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大力发展和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其深厚历史积淀与当代价值。尤其要把借鉴、吸收与创新统一起来，处理好传统与当代、源流与本质、多元与主流的辩证关系，谨防“唯传统至尊”而作茧自缚。要构建符合新时代需求与人们精神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促使传统文化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洪流，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5000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反而一直在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它克服和突破了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精神桎梏，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文化现代化，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与动态发展格局，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催生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大会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概念。其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塑造，离不开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和涵养，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质养分。实事求是地说，现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种选择。譬如，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一条新道路，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它确实具有世界的普遍性。但是各个国家由于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的不同，表现在发展道路上便具有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谋划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审慎地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中国‘奇迹’的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全面均衡发展的、彰显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和价值追求的文明形态，是体现了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的文明形态。”现代化并不是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而是通过适度调适促使传统文化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现代化具有引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进而引发社会制度革新的功能。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将变得愈来愈成熟，愈来愈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

构筑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一种先进的文明成果，确实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危机，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制度借鉴和选择方案，应当通过“走出去”的方式让全人类共同分享。要扩大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关键在于构筑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熟的标志和体现，是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并为其服务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支撑。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期形成的那一套已经失灵了，完全由西方强推的“秩序”已经彻底乱套了。当下正处于“百废待兴、百废待举”之时，国际关系正在重组、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秩序正在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深刻认识到创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适时向国际社会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与优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在联合国、国际多边会议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央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各国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主张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最强烈的和平发展愿望，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最佳中国话语强音：“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规则只能由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一个战略传播体系”和“五个力”的建设目标，这是顶层设计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全新工作布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震撼了世界，中华民族发生的历史巨变已超出西方话语体系的解释能力，现在是该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推荐给世界的时候了，需要“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形成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朔造中国形象上下功夫”。尤其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应对以“全球化”为学术表达的“文化霸权主义”，通过开展文化对话与文化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方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