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将军撰文揭秘：湖南涌现了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

金秋十月，来到前身为“哈军工”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接受培训。这是一所传授军事科学技术的殿堂，是研究前沿国防科技的实验场。学校所在的湖南，更是一块历史文化厚重、民俗风情多彩、山水风光奇秀的土地。跨出校门，看到的是蜿蜒曲折滋润湘楚血脉的八百里湘江，雄倚南天塑造潇湘性格的八百里衡山；推开窗帏，听到的是发自炎帝、舜帝、屈原、贾谊、杜甫、柳宗元、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先祖前贤的经世之言和教诲；行走在湖湘大地，阅读的是一部中华人文学科的巨著经典。科学家杨叔子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先进科学文化，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科学，不打自垮！丢失了民族文化，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丢失了民族精神，就丢失了精神之源！”仰望衡岳巍峨，倾听湘水吟唱，静观洞庭忧乐，捧读着厚重的历史人文大典，心中禁不住发出虔诚的感叹：久违了湖南！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湖南的人才方阵中，军事人才占了一半。“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曾经成为晚清时期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名开国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如萧克、王震、邓华、彭绍辉、甘泗淇、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杨得志、杨勇、唐亮、李志民、李聚奎等；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如张震、丁秋生、孔石泉、向仲华、刘志坚、刘培善、吴信泉、张经武、陈正湘、钟赤兵、饶子键、唐天际、彭明治、廖汉生、谭冠三等。连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48个军中，也有16个军长是湖南人。

难怪梁启超第一次到湖南时就惊叹道：“湖南遍地人才俊杰！”

有人讲：“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有人形象地说：湖南人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书法绘画有齐白石、黄永玉，编剧有田汉，作曲有谭盾，创作有丁铃、沈从文，唱歌有李谷一、宋祖英。

还有人在微博中晒出最有代表性的10位湖南人：湖南人中的第一伟人——毛泽东，湖南人中的第一智人——魏源，湖南人中的第一圣人——曾国藩，湖南人中的第一能人——左宗棠，湖南人中的第一猛人——谭嗣同，湖南人中的第一奇人——黄兴，湖南人中的第一军人——蔡锷，湖南人中的第一完人——刘少奇，湖南人中的第一直人——彭德怀，湖南人中的第一好人——雷锋。

从湖南的史志中，我查阅到这些人当中的不凡之举。

毛泽东，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家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除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外，还有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和带领下，家人们一个个走上革命道路，抛头颅、洒热血。正是一人引路，满门忠烈！这何不是一个伟人的家庭。作家周立波在《韶山的节日》中写道：“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气概。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像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曾国藩，先做人，后做事，一生注重“修身”。他坚守“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信义；处世“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以编练湘军起家，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曾国藩是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作为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作为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他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曾氏家族代代有英才，出现了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蒋介石称赞他“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则叹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被誉为“中华千古圣人”。

左宗棠，本是湘阴的一个书生，靠真才实干，十年创建了千秋功业。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他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辅佐湖南巡抚张基亮。他“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两年后又应邀辅佐湖南巡抚骆秉章，他焦思竭虑，日夜策划，“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他工作也成效显著。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1867年，在中亚浩罕王国的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俄国乘机侵占新疆伊犁地区、日本派兵窥伺台湾，西北边防和东南沿海边防同时告急的危难之时，奉命督办陕西、甘肃军务的左宗棠，面对清廷内部“海防”和“塞防”不能兼顾的争论，他力排众议，提出“先北后南”的方针，指挥刘锦棠率军进疆，攻克乌鲁木齐后，兵分两路南下，越天山，收复吐鲁番，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逃至库尔勒服毒自杀。三年，左宗棠进军南疆，攻克喀什、和田等城，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面对沙俄不想归还伊犁地区的无理要求，他一面抨击清廷特使丧权辱国，一面抬着棺材由肃州进驻哈密，终于收复伊犁地区。进军新疆期间，他命令将士沿途夹道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帏幄，人称“左公柳”。老友杨昌浚看到昔日沙丘戈壁的西域，杨柳成荫，鸟鸣枝头，当即作诗高吟：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梁启超有言：“说到左宗棠和诸葛孔明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孔明就得甘拜下风了。”

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捉拿屠杀革新志士的情况下，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走脱，但却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牺牲自己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反抗。日本使馆也派人联系，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但他毅然回绝，慷慨被捕。他拒绝逃离的原因简单而干脆：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在狱中，他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他被押到北京宣门外菜市口刑场时，面对屠刀，他神情自若，凛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壮士风范，使无数后来者为之洒泪洒血。

湖南的杰出军人灿若繁星，但像蔡锷那样不追求权位利益，一心只为国民争人格的将领，却使人们在民国初期就看到了现代职业军人的可贵军魂。蔡锷心地光明、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出于对缔造共和的忠诚。为反袁护国，他率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作战，由于后方不能及时接济，将士“鏖战经月，日珉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但护国军纪律严明，“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他这样身先士卒、浴血奋斗，目标却与当时各路军阀截然不同，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在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的乱势中，竟然产生蔡锷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目光远大的军人，实乃民族之骄傲。

再看“第一完人”刘少奇治国理政的一个片断。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失误的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纠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等错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体力行，亲自回到家乡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4月至5月先后在宁乡、长沙两县蹲点调查44天。他在天华大队王家塘一间不足19平方米的土坏房里一住就是18天。为能听到群众的真实心声，他不要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来到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队里的8位社员，他让秘书给每个人敬上一杯热茶，然后说：今天请大家讲讲心里话，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都请讲讲真心话。”说完，他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面向大家鞠了一躬。又说道：“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脱帽、鞠躬、派人帮工，霎时，国家主席的心与群众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几位社员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说到“第一直人”彭德怀，一位德高望重的湖南老将军晚年曾这样评价他：“彭德怀，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湖南古时属于楚地。当时的楚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泛及中国中部主要地区。湖南因一条湘江纵贯南北而称湘，人们也称湖南为湘楚。

性格是个人被一定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熏染的结果。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北以洞庭湖与湖北接壤，南以五岭与广东、广西为邻，东以幕阜、连云、武功诸山对接江西，西以云贵高原缘连贵州。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崇山峻岭，地僻民穷，使得历代湘楚人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湘楚士人的基本信念，使得湖湘文化性格得到了升华。于是便有了与之对应的儒雅和“铁血意志”的性格特征。钱基博曾分析说：湖南“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从人种血缘看，湖南原是由中原迁入的苗人之家乡，后成为苗汉杂居之地，在江西填湖广、三苗土著与客迁者混居的民族大融合阶段，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混血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有人将湖南人脾性比之“骡子”，意思是说，湖南地处南方中的北方，北方中的南方，是“南人北相”与“北人南相”的杂汇。湖南骡子，指的正是这种人种优势。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一向以“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著称。张朋园先生曾说：“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

从近代以来湖南无数叱咤风云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性格特征的鲜明体现。曾国藩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左宗棠古稀之年带着棺材远征西域；谭嗣同变法失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毛泽东面对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大声疾呼“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胡耀邦拨乱反正痛陈“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朱镕基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在这些杰出的湖南人身上，浸润着鲜明的湖湘文化特质。因为有了这种特质，有人把中国的湖南人与英国的爱尔兰人、德国的普鲁士人并称为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种群。杨度曾经写过《湖南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素以蛮、辣、勇、智而著称。”

在湖南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失败，只有暂时没有成功。湖南人最大的本钱就是不怕。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应该说是曾国藩率先提炼出来的。他跟太平军打仗，战败后先后3次自杀。第一次跳进湘潭段的湘江，差点淹死，第二次跳进长沙靖港，第三次跳进江西九江，三次都被部下从水里捞了上来，但他最终赢了太平军。他跳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不怕死精神却是真实的。据说，他曾提笔将战况报告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是典型的湖南蛮人之作，说白了就是一种态度，每次失败了，但马上又整装待发，信心满怀。

有人说“曾国藩创造了湖湘文化，这个湖湘文化，说到底是蛮人文化。”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早在战国时期荆湘楚人就彰显出的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和自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有人说“湖南人流血不流泪，重才不重财，能吃辣椒会革命。”谭嗣同说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湖南一声雷。”

抗日战争中，日军进攻长沙。蒋介石认为长沙无险可守，乃四战之地，自古就有“纸糊的长沙”一说。因此命令守军撤退，并下令在长沙实施焦土抗战。但当时的长沙守军却不信邪，偏要打一打，从1939年至1944年，长沙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进行了四次大极为激烈的战役，史称长沙会战。在第三次会战中，长沙军民击毙日寇5万多人，日高级指挥官靠直升飞机才得以逃脱，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军队的首次胜利记录。英国《泰晤士报》曾评论说：“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侵华日军驻华中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挟10万余兵力，发动“常德歼灭战”，国民党军以第六战区为主攻，以第九战区为协攻，进行了长达两个月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此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6万余人，日军方伤亡4万余人，常德城被毁。会战以中方的胜利告终结。

衡阳保卫战是8年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最多、激战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四面被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衡阳军民在方圆不到2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顽强抵抗综合军力10倍于己的日寇达48个昼夜，彻底打破了日军原计划用3天时间攻陷衡阳的迷梦，大大推迟了日军企图南进的时间。

据说，日本人在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地屡遭挫败后，开始研究起湖南人，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湖南人的血型特点与日本人相似，也是以A型血为多。

湖湘文化一向有一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

湖南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基因——不怕邪、不怕压、不怕辣。有人评价湖南人：“坚韧执著，不胜不归。”

许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为叩开世贸大门所进行的那场艰难曲折的入世谈判。中国最终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人们记住了那场艰苦卓绝的谈判，也记住了湖南硬汉龙永图。作为第四任“复关”和“入世”首席代表的龙永图，从1992年开始，参加过多少次谈判，最后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与美国人、欧洲人一次次、一步步、一个个问题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台上战群王，桌下斗小鬼，坚守着国家的利益，争取着民族振兴的机遇。朱镕基总理曾说：“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谈判谈了十三年，黑发都谈成了白发。”当日内瓦终于传来令国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加入WTO的全部法律文件获得通过时，龙永图硬汉亦哽咽，英雄泪湿巾。

被人称为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九不死者”的湘西人陈渠珍，辛亥革命前在新军担任队官、管带。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十三世向清廷求援，陈渠珍跟随川边大臣赵尔丰旗下新军入藏，参加了工布江达、波密等地战役，后为逃离与藏军误解引起的内斗，他率部离藏，辗转于西藏高原和青海沙漠，历尽人世艰难，多次险被饿狼所吞，到达西宁时原来的115人队伍只剩下7人。西藏生命之旅中，他遇到面容姣好、武功高强的藏女西原，在长达半年有余的高原、沙漠生死挣扎线上，她呵护着陈渠珍走出无边的苦海，在他们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内地西安时，西原却不服内地水土，一场暴病，重归西天之路。陈渠珍大放悲声，心如刀割，几欲共赴黄泉。陈渠珍利用30年代在家赋闲的时间，将这次历时七八个月的“沙漠惊魂”写成《艽野尘梦》。这部青藏高原求生历险记，曾被贺龙元帅指定为十八军官兵入藏的参考指南。九死一生回到湖南的陈渠珍，在湘西推行自治，实现了家乡乱世中的安定和繁荣，被称为“湘西王”。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地域特点，一方面使它成为南北要塞和往来枢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又因山重水复阻隔了与外界的交往，具有相对闭塞和独立性。

老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是稳重之人，智者是飘逸之人，靠山者尚勇，近水者多智。湖南人所以能问鼎天下，正在于性格的山水交融。

观察一下湖南人才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大致有几个版块：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才相对集中在湘中地区，如魏源、陶树、曾国藩、黄兴、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等；军事人才大都来自山区，如彭德怀、罗荣桓、贺龙、粟裕、黄克诚、滕代远、廖汉生、曾中生、贺锦斋等；文化方面的人才则多在靠近洞庭湖的平原地区，如周谷成、周立波、周杨、叶紫、丁玲、田汉、徐特立、廖沫沙等。

“生长在山区的人更富于进取精神。”有人说，看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人物就能发现，在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大都来自山区，如毛泽东就来自韶山冲。

林语堂说：“尚武是湖南人的奢好，耐苦劳是湖南人的传统。”

袁隆平，这个被湖南人民称为“米菩萨”的农民科学家，在怀化安江那个长宽各1丈许的水稻实验“基地”上，如同在米粒上雕刻大象，冒着不可想象的困难与风险，精工细作三十余年，研制出了系列杂交水稻。从1973年推广“南优2号”至今，他培育的种子共创造了5600亿美元的效益，他的一个发明，解决了数亿人饿肚子的难题。来到安江农校，看着那间他曾经居住过的举手能摸顶、伸臂可量宽的土坯房，你是否联想过，只需拿出他创造价值的最后一个尾数600亿美元，就超过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的资产。上世纪70年代，这里盛传一句话“我们吃饱饭靠两平，袁隆平和邓小平。”有人说“袁隆平就是今天的神农”。

人文的本质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种性格和精神必然通过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人群表现出来。

无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或者“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或者“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或者如神农改良水稻“以为民食”。这种“像昆仑崩绝壁，似台风扫寰宇”的狂放、倔强、反叛、坚韧的精气神，无不折射出生活在三湘四水之间湖南人所独有的地域文化性格。

湖南最大的资源是文化，确切地说，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人。陈独秀说过：“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正是这种桥的生命还在，湖南出思想家、文化大家的传统一直没有断。

纵观历史，充满忧患意识，是湖南传统文化中最显著、最强烈的特征之一。

历史上第一个流传下来的伟大湘人叫蚩尤。蚩尤早年欲平定中原，毅然冒险北伐，跟黄帝作战。黄帝利用指南车，陷蚩尤于迷雾中。蚩尤大败，逃到今湘中梅山，作了九黎王，繁衍后代，成为湖南土著三苗的祖先。尚武、好斗的蚩尤山人部落，以失败者的巨大悲情，给远古的湖湘大地以深深的感染。

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也死在湖南、葬在湖南。炎帝又称神农氏，他在湖南株洲炎陵县鹿原陂“种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剡木为矢，以安民居。”人们把他安葬的地方称为“炎陵”。

与炎帝同时期的黄帝之后是帝颛顼，即高阳。高阳之后，帝尧为了考察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舜后来死于湖南并葬在永州九疑。舜的两个妃子为寻找丈夫，不远万里来到湖南岳阳，把君山上的竹子都哭成了斑斑泪花的“湘妃竹。”毛泽东有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用的就是这一典故。娥皇、女英最终没有找到舜帝的陵墓，在返回中原途中，双双投水自尽于洞庭湖。为了纪念娥皇、女英的多情，人们将舜陵改称为零陵。

古时的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土地封闭，是个四塞之国。历史上一直用来流放官员。

自认为高阳后代的屈原，原是湖北秭归人，由显赫一时的“左徒”被楚怀王贬为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约在公元前299年，屈原被继任的楚襄王逐出郢都，渡长江，过洞庭，流放于湘水、沅水流域，写下《离骚》、《九歌》、《渔父》等光辉诗篇，当秦国大军终于攻破郢都的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屈原愤然投身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浪迹湘湖，上下求索，悲愤发出《天问》，自沉于汩罗。这一悲剧引起了古时湘人的广泛同情怜悯，人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形成了著名的端午传统节日。

自从有了屈原，国人就在自己的文学典图中，留住了长江、汉水、沅水、湘江。

屈原成名并流芳于后世，首先是他得到了湖湘父老的认同，继而又得之于汉人贾谊对这种记忆与认同的挖掘。这两位文化巨匠虽然不是湖湘人士，却一向为湘人引以为荣，而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

贾谊是河南洛阳人，才华出众，20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太中大夫，遭人诋毁后被汉文帝调出京城，出任地处边远荒凉的长沙王太傅。贾谊到湖南后，从民间听说了屈原的事迹，并从屈原身上找到了自己情感与精神的契合点，他挥就一篇《吊屈原赋》声动南北。公元前167年，梁王刘楫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王的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非常伤心，一年后忧郁而死。

人们说到湖南四水，无论是澧水呢喃，沅水神秘，资水刚毅，还是湘水激越，流入深沉的洞庭湖之后，汇聚而成的都是一种心忧天下之情。

公元768年，杜甫黯然离开寄居多年的成都浣花溪草堂，一路寻找亲友来到湖南。杜甫在湖湘漂泊近三年，写下100多首诗，最后思归故里，舟入洞庭，重疾复发，不幸病逝于汨罗江求医途中，被安葬在平江县小田村。汨罗江何竟收留了屈原杜甫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的精魂和忠骨。至今，平江杜甫墓与汨罗屈原祠并肩而立。

之后，悲情的湖湘文化又经过了唐宋两代大批贬官南下传播中原文化的孕育和催生。

当杜甫的尸骨还在汨罗江上漂泊，另一位文坛领袖柳宗元也开始了“潇湘十载苦淹留”。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从礼部员外郞被贬到永州司马，前后达十年之久。和当年遭忌被谗的屈原十分相似。他寄情山水，体察士民，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名篇巨著。像贾谊一样，他借屈原的遭遇引申到个人，以身处潇湘的体验抒发内心的感怀，他的山水诗满含悲情，让人读之动容，与屈原、贾谊相承，他们共同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柳宗元死后，又一个落魄大文人来到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此人叫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被贬到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游记，他便借楼抒怀，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于是也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从屈原的“离忧”，到范淹的“先忧”，他们开创了“忧”源：关注时代，关切现实，干预社会，推进文明。

屈原沉江、贾谊愁绝、杜甫死没、柳子悲怀，这些历史政治文人孕育出悲情的湖湘文化。悲情的表象是沉默，沉默的结果是爆发。近代以来的湖南人终于爆发了。

1840年前后，近代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发生了，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异族，用坚船利炮迅速把湖南人轰醒，湖湘文化以超乎寻常的势头爆发出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湖湘人物蜂拥而出，继之有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他们把湖湘文化精神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日本鬼子的入侵，湖湘文化催生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无数风云人物。这些人才群体的崛起，使湖湘文化格外引人注目。

近代以来不断有湖湘志士弘扬屈原以身殉国精神。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抬棺出阵，为后人保住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留下了“湖湘子弟满天山”的佳话。曾求学岳麓书院，后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了抵日辱华，唤醒国人，留下万余字绝命书投海自杀，成为又一个屈原。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后，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从容就义，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

从屈原问天，范仲淹忧天，到毛泽东换天，在历代政治文人持续带来中原文化浸润和湖南仁人志士坚贞求索中，湖湘文化经历了悲情忧乐、壮怀激烈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