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清涛

星期天，本想安心睡个懒觉。最近年终考核，我加了几个通宵班，累得不行。七点多，被手机铃声吵醒。本不想接，可铃声响了两遍，只好不情愿地拿过手机。一看是母亲打来的，我赶紧按下接听键，那头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崽啊，快回来带你父亲去医院，他拉了一夜的肚子，人都虚脱得不成样了。”

父亲今年八十岁了，除了耳背，身体一向硬朗，吃饭胃口比我还好。听说他腹泻严重，我一边起床穿衣服，一边问母亲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吃坏了东西。母亲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我急匆匆开车回家，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父亲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烤火。我说今天气温升高了几度，还怕冷啊？母亲接过话头：“昨晚上从十点钟开始拉肚子，隔两小时跑一次茅厕，早上起来肚子都拉空了，光拉水样便，吃了两粒土霉素也不管用。半夜就想给你打电话，你父亲死活不肯。这不，刚才还埋怨我告诉你。”

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一夜之间似乎苍老了许多，背也驼了，说话有气无力。真是岁月不饶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体化时期，父亲当了将近二十年生产队长，一直到实行土地责任制。他在附近几个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农活好把式，从不服输。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

见父亲因腹泻严重脱水，我立刻给二弟打电话，约他一起送父亲去县人民医院检查。车到村头，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拐到叶老倌家去看看。”叶老倌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土郎中，平时乡里乡亲找他瞧个病，配几合草药熬了喝，还挺管用。前几年区医院来人拉走了他的坛坛罐罐，一把火烧了后院晾晒的花花草草，说是没有“行医资格证”，再给人看病就要抓他去吃牢饭。

父亲的意思很明白，想找叶老倌看看。二弟直接说：“懒得耽误时间了，去医院靠谱些。”父亲低下头，不再坚持。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县城。提前在手机上挂了内科专家号，一到医院很快就轮到了。诊室里，一个秃顶的男人穿着白大褂，应该就是专家。看着脑门油亮的专家，我代父亲简单说明了病情。

专家声音尖细，像捏着脖子的鸭子：“不是大问题，住几天院观察观察。”

父亲说：“应该是感冒了。医生，麻烦开点药回家吃，不住院。”

“不住院？医药费报销不了！”

“不报就不报！我就是肚子痛，住什么院？！”父亲本来就觉得我们大惊小怪，听说要住院，倔脾气上来了，瓮声瓮气地说。

“那就照老爷子的意思，不住院了，开点药回去吃吧。”我支持父亲。

“先做几项检查看看。”医生妥协了。

我们拿着检查单，先到一楼B超室。门口已经坐了三三两两等候的人，叫到一个进去一个。墙上的电子屏显示，排在前面还有八个人。操作电脑的是个年轻姑娘，纤细的手指做着美甲，很亮眼，一头小麦色长发泛着柔和的光泽。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轮到父亲检查。美甲姑娘让父亲脱掉外套，他抱着冰凉的仪器，仰着头，摆成“大”字形。那样子让我莫名想起了《西游记》里东海龙宫的龟丞相。我问什么时候取结果，美甲姑娘清脆地说：“大爷，一小时后来取。”我愣了一下——我才五十岁，就成大爷了！也许这是医院的礼貌用语，男的一律叫“大爷”，女的一律叫“大娘”。想到这，我讪讪地回到父亲身边。

拿出大小便检查单，带他上二楼。这是栋八十年代的老楼，没有电梯。检验科是个长痘的年轻小伙，一边接单子一边机械地说：“半小时取结果。”我问另外三张检查单去哪检查，他头也不抬，指了指对面一栋灰色建筑。那是栋新建的大楼，足有十几层高。楼前花坛里种着红、黄、白各色花卉，很是养眼。透过一棵老樟树枝桠斑驳的交错，摇曳的树影投在白墙上。光影迷离间，兀突露出“创建三甲医院”几个大字显得格外醒目。

我们又上到二楼，按照楼层索引推开一间开着空调的诊室，医生接过“心电图”“脑电图”检查单，二弟扶着父亲进去了，让我在外面等。四五分钟后父亲出来了，说肚子又咕噜咕噜响。看他佝偻着身子，二弟扶他去了厕所。

抽血检查扎了两针，一针在指尖，另一针要脱掉外套和绒衣，从手臂内侧抽了一管血。最后回到B超室取结果，总算完成了所有检查。看着检查结果：轻度脂肪肝、轻度支气管炎、窦性心律。大小便化验单上一串数字，我看不懂。

回到门诊室，医生扫了眼检查单说：“还得住院，情况很严重！”

父亲猛地站起来，指着那叠检查单：“来医院两个多小时，走了四五趟厕所，人都要拉虚脱了！还没吃药打针，不住院了！回家！肚子痛又不是头痛，查来查去，连脉都不号，还叫什么医生？！”

父亲耳朵背，平时要戴助听器，这次却把医生的话听了个真切。他嘴唇哆嗦，胡子都翘起来了，我知道他是真生气了。也难怪，他说自己本来就不想来医院。年轻时有个头疼脑热，蒙被子睡两天就好了。如今年纪大了，身体就变娇贵了，儿孙满堂的，把他当“大熊猫”。

“大清早空着肚子来医院，病没说出个所以然，检查一两个小时，花了钱不说，屁大点事就要住院，还说是专家……”父亲越说越气。我怕闹起来不好看，半搂半拽地扶着他。看着父亲胡子拉碴的脸，想想他的话不无道理，我无奈地对医生说：“对不起。”

出了医院高大的拱门，我想去附近药店买点止泻药。父亲拽着我的手臂，坚决不让我下车，说要回家，他自有办法。回去的路上，父亲还在生闷气，埋怨我们不该带他来医院，检查花了四五百，连药都不给开。

车到村口，父亲让我停车，他想下去走走，去看看叶老倌在不在家。听母亲说，我们几兄妹都是叶老倌接生的。他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在宝庆府“九芝堂医馆”做过学徒，当过十多年民办老师，后来在家开了个小诊所，收了个孤儿做徒弟，两个人经常背个竹筐到后垅山上挖草药。

先是本院子的邻居家里有个头痛脑热的，去他那儿捡几副草药熬水喝了，在家躺两天就恢复了。接着附近村里的也都上他的门去看病，半升米、几斤红薯、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就是最好的诊金了。

父亲去找叶老倌，我知道也是去讨几味草药止泻。听母亲说，父亲以前的病，都是吃了叶老倌熬的草药好的。上次医院封门之后，叶老馆也安份了许多，来他家看病的一律回绝了。而对于父亲又另当别论，他们是老庚，而且又是棋逢对手的老冤家。叶老馆不收钱不能说是行医吧！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要赶早回单位上班，就没有和父母打招呼。坐在办公室里，眼皮直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双眼都跳。中午给家里打电话，母亲接的，我问父亲去哪了，肚子还痛不痛。母亲笑着说：“他呀，又找老伙计下棋去了，昨晚熬了药吃了两次，肚子早就不痛了。”

谢天谢地，父亲的病好了，我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放下了。

值班总编辑 贺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