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安贵

一

小学毕业，因时代和家庭历史背景的原因，便无书可读。于是，12岁的我便成了放牛娃，这是我的第一个“职业”。每日挣得两分的劳动工分。对于一个小小少年来说，放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无论晴天、雨天、热天、寒冬、下雪都得拉着牛出去放牧。若是农忙时节，还得割青草背到田间地头去喂牛。雨水靠天，耕地靠牛。在山区农村，耕牛是每家每户重要的生产工具，一定要饲养好。否则，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放牛这活倒也不难，也说不上苦。最苦的是农忙时的割草和秋收后的收谷草。割草就要早起上山，天空微微露白，晶莹剔透的露水沾满了绿油油的青草，这时候的青草是最好的，又嫩又有露水，容易消化。但割草人就会湿透一身的衣、裤、鞋子。湿透的衣裤、鞋子往往靠自身体温用整天的时间才能捂干。割草是一定会受伤的，很多青草的边缘带有锯齿，稍不留神，就会划破手指。再则，左手食指被镰刀连续地割伤指骨，致使指关节严重变形。如今，被镰刀割伤的印痕伴随我一生，这是我的成长记忆。

收谷草要抓住晴朗的天色，天公从不打招呼，它比较任性，说不准那时就下雨。晒干的谷草要抢时间运回来置放于通风、干燥处储藏，给牛备足过冬的草料。为了抢时间，每次多我就多背些草，往往是不堪重负，被成捆的谷草压住，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有时候，累得喘不过气来，依然要坚持。一定要挺住，因为我是男子汉，不能被村里的同龄人小瞧，我们都在暗暗地比拼。哪怕是筋疲力尽，也只能靠自己，不断挑战自己的负重潜力。荒间野外无人帮助，全靠自己的耐性和蛮力支撑着。

天长日久，稚嫩的、柔弱的身体经受不了风寒湿热的长期侵袭，两年后的一天早上，发现右脚趾的食趾关节红肿、疼痛。中午去公社医院买了些伤湿止痛膏之类的药贴上。在那个年代这种小病算不了什么事，也没太在意，照常放牛。

一个星期过去了病没有好转，反而日渐加重，放牛的同伴说：“可能是瘅，回去叫我家婆给你扯瘅药来包。”谁知这个病，像个发疯的魔鬼，缠绕着我并逐步露出它的狰狞面孔，而不肯离去，大有夺命之势。右脚食趾关节痛后，母趾关节痛，依次其它各个趾关节；踝关节、膝关节、右下肢各个关节先后疼痛。左下肢各个关节也紧跟其后。下肢痛完痛上肢，紧接着脊柱也开始疼痛，最后停留在颈部右侧的第二、第三刺突之间不动了，形成结节，致使颈部僵硬。

二

这一病程历时一年，对于一位少年来说是多么的不幸。如果苦难注定要伴随着我的成长，就一定与时代背景下的家庭相关，从形式偶然中就存在因果相关的必然。也会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幸事，从苦难中去体悟人生，可能获得某种特殊经历下的特殊价值。感悟生命的意义，认识生命的韧性。但眼前的一切现实，对于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却是无能为力。对于受尽欺凌的贫穷家庭，母亲又能怎么办呢？除了让我去公社医院打几支“链霉素”，开上些“安乃近”或“阿斯匹林”对付着，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

我时时看到母亲偷偷地为我流泪，自责的心情流露于只言片语间，发现了我的存在便欲言又止，只有那一声声凄楚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向我诉说母亲内心中情感交织，千般无奈的思绪……

面对街邻，长辈们对我投以可怜、同情的眼神，并窃窃私语：“小小年纪，得此怪病，真是天作孽呀。”初听到这样的话语和同情的目光，会让我的情绪翻江倒海似，泪水如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听多了就会麻木，无所谓。就像邻家大叔说我的那样：“这娃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讨债鬼。”我有时自问：“我是个讨债鬼吗？我真是一个讨债鬼吗！”我无法回答，仿佛在是与非之间。是！我又向谁讨债呢？无疑是我的父母。而我的父亲像个“影子”般的存在，好像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难道母亲就是我的债主了？因为我的“追讨”，已经让母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了。我不仅榨干了母亲的乳汁，同时正在榨取母亲的精气神，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的气息越来越短促低沉。土家族那固有的倔强目光也越来越呆滞散淡。谁是真正的欠债者在我的心里自问？毫不含糊：“就是我！”真正欠债者不是母亲，而正是“我”的思绪向我袭来，汇集为强大的心理风暴击打着我的“良心”，叫我痛不欲生。这一刻我宁可以一死向母亲请罪。深重的负罪感使我拿起了尖刀对准我的心口……

然后刀并没有刺进去，不是我贪生怕死，也不是母爱的召唤或对兄姐情感的牵挂，而是“我还没有活够”的自我意识在心里的倔强呐喊。

三

病情越来越严重，已呈现左侧身体麻木，脚无力，常跌跟斗。手无力，端不住碗。其状已是半身瘫痪。这年的十月过后，母亲把喂的唯一的一头百十斤重的猪卖了，叫我哥（当年18岁）带我去遵义大医院看病。

乘车颠簸了几个小时到了遵义，看病首选是大连医院学。第二天挂号，排队候诊，最后得到一句：“你们到专区医院去看，我们没有这套设备”。于是，隔天我哥又带我去专区医院，同样的挂号、排队候诊，也得到了医生同样的拒绝之词：“你们到其它医院去看吧，我们无能为力。”于是我跟哥哥说：“不看了，回家吧！”

本地区两家权威的医院都无能为力，这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对于我哥和母亲的想法就多了许多复杂和纠结。而对我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和纠结的思绪，相反却多了一份坦然，因为我第一次进了“大城市”，也算初见“世面”。大城市并没有特殊的记忆让我回忆，也就是大城市而已。就连两大医院推诿的医生也没有引起我情绪的波动。仅此就够了，成全了我第一次无奈，却有纪念意义的远行。

回到家，依旧坐在我家街檐上的一把破椅子里，等待病魔对我最终的判决。看着偶尔驶过的一辆载重货车，隆隆的轰鸣声卷起阵阵的尘浪向街的两边扑来，让行人避让不及。跟在农民身后很不情愿去“上工”的老牛，将头奋劲的昂起，不管农民怎样用力的拉扯，老牛仍然踌躇不前，似乎是不愿与我告别…… 匆忙的行人一批又一批地走过，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我还存在。我的心理活动证明我还存在。人人都忙，唯我独闲。这种自慰自欺的思绪，让我内心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这一思绪一滑而过，另一种思绪又冒出来，人人有用，而我无用，我就是一个“废人”的悲哀情绪让我整日无语，目光呆滞。

四

一天，关松大哥从我坐的街檐路过，他是大队新选的“赤脚医生”，其特长是中草医，全凭他的勤奋和对中草医的悟性而得到乡人的认可。他问我：“兄弟，还没有好哇？”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用极低沉的话语回答他。他又问：“好几年了吧？”我回答：“三四年了。”他接着问了生病的起因，发展过程及各个阶段病情表现的症状。我一一作答。他略思良久，紧锁的眉头舒展开，面带笑意但挺严肃地对我说：“兄弟，你这个病为什么没人能治，主要是病因不明，叫什么病也无从得知。我若用草药帮你治，只能是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你如何想？”毛毛哥（关松小名）你帮我治病，真感激不尽。我已经是个“废人”，那里还是活马，你就当是匹死马来治吧。

无论结果如何，情意都大如山；我都不会忘记。关松哥听了我的回答连声说：“行，行，行，叫你家哥下午来我家拿药。”

下午我哥去关松大哥家取了两付水药，一付酒药回来，并告诉我：“药煎好后开始要少吃，逐渐加量，如果痒用木棍刨，不要用手抓。”我连声说，好，便迫不急待去煎药。睡前我喝了一大碗又苦又涩的药汤。

真是“良药苦涩利治病……”半夜醒来，一身奇痒。点上煤油灯看，周身通红，遍布指甲大小的疙瘩。两天后皮肤不红了，疙瘩渐散了，人自感神清气爽了，手脚麻木感没那么严重了。两付水药吃完，其病状减退一半。于是去关松哥家跟进两付水药。月余病状全部消失，我痊愈啦！

五

从生病之时算起至痊愈，整整四年半。我经历了与我年龄不相匹配的特殊经历，无情的病魔对我身心的摧残，已被视为无药可治的“废人”。母亲不言放弃，哪怕是苟延残喘的苟活也行，就会有希望。对于一位重病患者，生理上的折磨是一方面，因病而带来心理上的刺激和折磨可能会成为患者生理，心理崩溃的潜在因素。我之所以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一是母爱的不言放弃，二是我当时只是未曾涉世的少年，对生死没有过多或深入思考的能力。简单的听天由命，就是一种坦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我是一位不幸者，有权指责上天对我的不公。又是一位幸运者，关松大哥施以有缘之药，让我体验了“药到病除”的神奇效果。救活了我这有缘之人。我当以真情回报，思之，关松大哥给予我的是情吗？若以情相待，就显出我的浅薄。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满腔的真情，其它一无所有，分文未取是拯救者的无私医德。那是恩！是拯救，再造生命之恩。

恩者一曰父母的生养之恩。是无私的给予，谓之为“恩受”。二曰生命的拯救之恩。前者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后者为救命的恩人。所以认为“恩”是至高无尚的给予，具有相应的神圣性，任何俗情的应对，都是对至高无尚的亵渎。我把父母的恩受之恩，关松大哥的拯救，再造生命之恩时刻铭记于心。为什么说：“大恩不言谢！” 任何形式的情感表达都是渺小的，恩则是无比伟大无私的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