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云

父亲住在兴义城区麓山别院小区17栋顶楼，装修时，他特意跟物业申请几次，在楼顶搭起个小亭子。

午后，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把木椅晒得暖乎乎的，父亲就端个搪瓷杯，泡上一壶本地的绿茶，坐在亭子里慢慢喝。今年是父亲九十岁大寿，我一有空就陪他喝茶聊天，听他讲这九十年的日子，那些藏在深山里的故事，就像茶香一样，浸人心脾。

父亲戴仲宏母亲胡静麟与儿女合影

1936年中秋节，父亲出生在兴义市敬南镇巴布村石板槽组。那地方全是石头山，土少得可怜，地里种出的包谷只够填个半饱。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石头垒的房子，屋顶盖着茅草，一下雨就漏，锅碗瓢盆都得拿出来接水。父亲说，小时候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父亲望着远处的山，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慢慢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伯是云南罗盘区共产党游击队的，他的同志常来家里落脚，把这里当成了联络点。那时候父亲才十多岁，瘦得像根刚冒芽的竹子，裤腿短了一截，露着细脚踝，却已经懂了“翻身”就是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不受欺负。每到夜里，他就揣着个旧手电筒，蹲在村口的山坡上站岗放哨。山坡上全是野草，露水把裤脚打湿了，风一吹凉飕飕的，他却一点不敢动，死死盯着周边的山路、树林，连萤火虫飞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总说，那会儿眼睛尖得很。什么从眼前过都看得清清楚楚。

1959年父亲戴仲宏母亲胡静麟在望谟县王母河畔大桥留影

父亲十五岁那年，游击团的同志让他带路去剿匪。他攥着一根比自己还高的梭镖，木柄被手汗浸得发亮，领着队伍在山林里穿行。山里的雾浓得很，五步开外就看不清人，露水顺着树叶滴在脖子里，他却一点不觉得冷，只记得耳边的风声、队伍的脚步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没过多久，他还在村里组织起了儿童团，当了团长。清匪的时候，就跟着一起在村口巡逻，手里拿着梭镖，腰杆挺得笔直。等匪患平息了，部队首长特意奖了他一头黑山羊和一床棉被。山羊的毛摸起来软软的，跟着他后面“咩咩”叫；棉被是新弹的，裹在身上暖烘烘的，还带着新棉的香气。父亲说，那是他这辈子收到过最贵重的奖励，晚上抱着棉被睡觉，都舍不得翻身。

1954年戴仲宏（右)在贵州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与戴显尧（左、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侗（中，贵阳市公安局工作)于贵阳合影

1951年夏天，父亲跟着地方政府的同志去了兴仁专区行政干校学习。那时他十六岁，第一次离开家，背着个旧布包，包里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和一双奶奶新做的布鞋，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太阳晒得他脖子脱皮，渴了就到路边沟里捧水喝，却一点不觉得苦，心里全是对学习的盼头——他想识字，想懂更多道理，想帮老百姓做更多事。在学校里，他学得认真，笔记记得工工整整，老师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第一批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胸前的团徽擦得亮亮的，每天睡觉前都要摸一摸，生怕弄脏了。结业后，他和三十多个同学一起，从兴仁步行去关岭县城，整整走了六天。白天顶着太阳赶路，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晚上就住在老乡家的柴房里，铺着稻草睡觉，醒来身上还沾着草屑和柴禾叶，却睡得特别香。在关岭搞了一段时间的土改，又被调到望谟县新屯村搞土改。村里的土坯房里，煤油灯的光昏昏暗暗的，他和村民们围坐在地上，一笔一笔算着土地账。大家都盼着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土改结束后，他被提拔望谟团县委当少先部部长，常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看着一群孩子戴着红领巾，齐刷刷地给他敬礼，声音脆生生地喊：“叔叔好！”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连走路都想蹦起来。

1954年戴仲宏（右一)在贵州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与家人和同事于贵阳合影，戴显尧（后左、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仲龙（前左.在省合干校学习)，戴仲科（后右.随部队在贵阳驻军)

二十岁那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天特别蓝，没有一丝云彩，他站在党旗前宣誓，手心里全是汗，声音却特别洪亮，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被任命为望谟县委组织部科长，每天抱着厚厚的文件在办公室里忙到深夜。那会儿机关里的煤油灯总亮到后半夜，他趴在木桌上写材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成了夜里最常听见的声音。有时候写得太晚，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天亮了接着干。除了审干、肃反这些工作，他还常往农村跑，组织大家搞互助合作社。春天播种的时候，他跟着农民一起在田里插秧，泥巴糊满了裤腿，连膝盖都沾满了，弯着腰插一天，直起来的时候腰都僵了；秋天收粮的时候，他又帮着挑谷穗，扁担压在肩膀上，磨得通红，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却还是笑着说：“多挑一点，老百姓就能多收一点。”他总说，农民的日子不容易，面朝黄土背朝天，能多帮一点是一点，不能让老百姓寒了心。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成了最金贵的东西。父亲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一顿只能喝上一碗稀粥，碗底都能照见人。大家就想办法凑粮食，把包谷胡、包谷壳泡软了，放在石磨上磨成粉，掺在少量的粮食里做饼子。饼子吃起来剌喉咙，咽下去的时候得喝口水才能顺下去，却能顶饿。有时候饿极了，就挖地里的野菜煮着吃，味道涩得很，也得硬着头皮咽。好多人都水肿了，腿一按一个坑，父亲也不例外，他就用麦麸煮水喝，说是能消肿。那时候父亲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眼窝深深的，特别憔悴，却从没抱怨过一句，还是每天早早地去上班，晚上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母亲常说，那时候家里的粮缸总见底，父亲却总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偷偷往孩子们的碗里多舀一勺粥，自己却啃着包谷壳饼子。

1954年戴仲宏（右)与家人戴显尧（中、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仲科（右.贵阳驻军)于贵阳河滨公园合影

母亲是1954年从贵工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后来分配到贵州省计委工作。1957年，响应“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去了望谟基层。就是在那儿，她和父亲相识了。父亲知道母亲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怕她期满后回了贵阳，基层少了个得力的人，就专门找组织汇报：“望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想留她下来一起干”。组织考虑后同意了，就这样，母亲在望谟一待就是十八年，直到1975年才调到兴义地区计委。那些年，父母和许多干部一样，把家安在了基层，把心也扎在基层。家里的桌子是捡来的旧木桌，修修补补用了好多年；孩子的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补丁摞着补丁，却从没觉得苦，因为心里装着老百姓，装着干事的劲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父亲当了财税局的主要领导。那时候我常去他单位玩，单位是个旧院子，门口有棵大梧桐树，夏天满院子都是树荫。赶上他们学习，我就凑在旁边听，搬个小板凳坐在角落，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认真记笔记。大家围着一张长桌，读着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声音忽高忽低，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簌簌地落，一片一片飘在地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纸上，晃得人眼睛都亮晃晃的。家里还订了《参考消息》，每期都用一个旧报刊架摆得整整齐齐，报刊架是父亲自己做的，用铁丝拧的架子，刷了层蓝漆。我小时候就是靠着读这些报纸，知道了“新华社”“塔斯社”，还记住了里根、卡特这些美国的总统的名字，有时候还拿着报纸跟父亲提问，父亲总是耐心地跟我讲。

2016年10月在河南商丘“三陵台”参加世界戴氏根亲文化丙申年祭祖大典，与总会理事长戴锦文先生合影

那时家家都是烧柴火。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叫我就跟着小伙伴上山砍柴。冬天砍完柴回到家，就急忙围着火炉子烤手。到了夏秋季节，天热得厉害，河里的水却凉丝丝的，我就和伙伴们跳到河里游泳，打水仗，玩得浑身是水。饿了就回家用开水泡白饭，就着一点咸菜——咸菜是母亲腌的，咸得很，却能下饭，一碗泡饭呼噜呼噜就能吃完。父亲鼓励我空闲的时候，割马草卖，他给我买了一把镰刀、一个竹筐。我背起竹筐，拿起镰刀，在田埂上割一下午，竹筐就满了。一斤一分钱，一下午也能挣一角多钱。城里搞建设，需要大量砂子，父亲就叫我去王母河边淘沙，光着脚踩在沙子里，一铲一铲地把沙子装进袋子里，扛到建设工地，一立方沙能卖一块钱，傍晚回家时，肩膀都压红了。父亲给我递来一碗盐水，他说喝下，体力恢复得快。母亲在一旁说：“太苦了，还是不去了吧？”

父亲却说：“只有劳动才能磨炼人。”

我偶尔还会捡些废铜烂铁，比如旧钉子、破铁锅，送到回收站，一斤能卖一角四。还有排队买米的日子，粮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大家手里拿着粮本和钱，聊着天等着。每次买三十斤米，付四块一毛一分钱，然后扛着米袋徒步回家，米袋勒得肩膀生疼，却也不敢松手，生怕米洒了。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也正是这些日子，让我早早地懂得了吃苦耐劳的道理，知道了日子是靠双手干出来的。

2018年在贵阳戴显尧（中)老人家中合影

1975年，父亲调到兴义地区物资局，先是在计划科，后来又去了办公室。那时候他的工作特别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我半夜醒来，迷迷糊糊地看见书房的灯还亮着，窗户上印着他伏案工作的影子，头时不时抬起来揉一揉眼睛，然后又低下头接着写。他总说，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百姓信任我，我就不能糊弄，再累也得把事情做好。也正因如此，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一面墙，1989年还被授予“中级经济师”的职称，拿到证书那天，他特意把证书摆在桌上，看了又看，笑着跟我说：“你看，只要好好干，总能有收获。”

1987年的时候，“西南物资商业报社”还聘他当了记者，他写的稿子，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全是老百姓的话，写的都是基层的事、老百姓的事，让人读着心里踏实。

2016年在贵阳参加联谊会与邓小平特型演员卢奇合影

父亲在物资局工作那几年，我上初中，放学的时候常能碰到搬运货物的活，父亲就叫我去锻炼。有时候是一车五吨重的水泥，袋子沉得很，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咬着牙把水泥袋从车上卸下来，再搬到仓库里。水泥灰扬得满脸都是，鼻子里、嘴巴里全是，呛得人直咳嗽，累得满头大汗，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但拿到那几块钱的搬运费时，心里还是特别高兴，把钱小心翼翼地装在口袋里，回家交给母亲。父亲总说，劳动不丢人，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比什么都强，花着也踏实。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总想着多干点活，闲不住。

父亲在望谟县委和黔西南州物资局工作的几十年里，写了上百份工作报告、总结和文件。他写材料的时候，总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门上挂个“正在工作”的小牌子，不让我们打扰。桌上摆着厚厚的资料，铅笔、钢笔摆了一排，手里的笔写写停停，有时候想不出合适的词，就对着窗户发呆，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直到有了思路，才又低下头奋笔疾书，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特别响。他写的“邮亭党支部的领导经验”和“望谟县养护段开展相关工作的经验”，还被黔西南州委和黔南州委领导批示转发。有一次我翻到那些文件，纸都发黄了，上面还有好多人的批注，写着“经验实在，值得学习”。大家都说，看父亲写的材料，心里清楚，因为他写的都是真话、实事，没有一点虚的。

1991年，父亲响应号召，提前退休。可是他没在家里闲着，说“还能动，得再干点事儿”，就回到了望谟县，在新屯镇坝关办起了“180炼锌厂”。那会儿厂子刚起步，条件特别艰苦，厂房是租的旧房子，机器也是二手的，经常出毛病。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披着件旧外套，盯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机器坏了，就和工人一起修，满手都是油污；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啃个馒头对付一下。后来，他又开了个种植场，种包谷粮种，还发展甘蔗种植。春天的时候，种植场里的包谷冒出了嫩芽，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像波浪似的，看着特别喜人；到了秋天，甘蔗成熟了，又粗又长，叶子绿油油的，咬一口，甜水顺着嘴角流下来，甜到心里。父亲说，能为望谟的经济发展出点力，看着老百姓能多挣点钱，心里比啥都高兴。就这么忙忙碌碌，一直到七十多岁，身体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回到兴义的家里。

戴仲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书法为仲宏二哥补壁

如今，父亲已经九十岁了，身体不如从前，走路得拄着拐杖，步子也慢了，但每天还是会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有时候看到国家又有了新政策，比如农民种地有补贴、看病能报销，他就会跟我们念叨，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比他年轻时强太多了，要懂得珍惜。前不久，父亲生了场病，住了院，医生说病情不太乐观，我们都瞒着他，怕他担心，可他自己却看得开，还是乐呵呵的，跟我们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辈子活得值得了，没什么遗憾的。”他还早早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亲手写了灵堂挽联：“为国为民熬心几许苦辣酸甜皆尝尽；克勤克俭献余热赤诚坦荡注清风”，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他叮嘱我们几姊妹：“以后百年归天后，要头戴国帽，穿国家标准的干部服中山装，要体现出中国人的气质和尊严，不能含糊。”

看着父亲坐在顶楼的亭子里，晒着太阳，手里握着温热的搪瓷杯，杯沿都有些磨损了，偶尔抬头看看远处的群山，眼神里满是平和。我的心里满是感慨，鼻子也酸酸的。父亲走过的九十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些平常日子，可他在平凡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把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做好了，把每一段平凡的路都走踏实了。他的故事，就像杯里的茶，初尝清苦，细品却有回甘，滋养了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会常陪他坐在这亭子里，晒晒太阳，听听他讲过去的时光，也跟他说现在的生活——说石板槽修了水泥路，说孩子们都能上好学，说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带着他的期望继续努力，不辜负他的教诲，也不辜负这美好的时光。

作者：戴云

戴云：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期刊信息专业委员会专家

贵州省演讲研究会副会长

贵州省康养产业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联盟文学指导（作协会员）

历任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

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经管专业教师

中共黔西南州委政策研究室副调研员

贵州省黔西南州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公开发表文稿400多篇，个人作品《盘江潮影》《盘江潮雪》《探素决策之路》；主编《演说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历史性跨越》《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等作品。

责任编辑：张兆伟

值班总编：邱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