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谭文革

     魏晋时期的王康琚写过一首《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

      其大意是，太平时期或兴盛之世必有隐者，这些隐者皆是特别有才能、见识或身怀绝技的人，他们有的隐居于乡野，有的隐居于市井，有的隐居于朝廷。

       和平时期，一些隐者不愿出来做官，而喜爱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可以吟诗，可以作赋，可以品酒，可以弈棋，悠闲自在，怡然自得。他们有的居于乡村，有的宅于市井。

       初中时代，我读过先秦时期左丘明的《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鲁庄公求贤若渴，当即接见了曹刿，认真听了曹刿提出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案，完全赞同。双军开战时，庄公御驾亲征，曹刿随驾并任军师。最后鲁军大胜。从此，中国有了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 

       曹刿是典型的“乡人”，居于乡野，靠辛勤的耕作养家糊口。然而他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是他的战略思想，至今仍被人们称道和借鉴，可他并非鲁国的军事参谋，没有任何正式“编制”，连“自收自支编制”都没有。

       曹刿是隐于乡野的隐者，其战略思想、指挥才能那么强，傲视当时鲁国所有的将帅，他是名副其实的大隐。这说明，中国的一句俗语自古至今都成立，那就是“高手在民间”。

       曹刿还有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主动“请见”。当齐师压境、国难当头之时，曹刿毛遂自荐，挺身而出，敢担风险，誓与祖国共存亡。这就是“大隐”的可贵之处，和平时期，甘于清贫，隐于乡野或市井；非常时期，国家有难，就勇往直前，为国分忧。

       中国是伟大的国度，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国又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的祖先创造、传承下来许多神奇的东西，如易经思想、太极功夫、中华武术、中医文化等等。

       中国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宝库。许多从事非物质文化传承、发展的人，并无国家的正式编制，少数也只由国家授予一个“传承人”的荣誉称号而已。这些人并非“体制内”的人，属于民间人士，可称之为“隐者”。

       中国的民间艺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已被列入各级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是一部分，许多还未得到有效保护。例如中医，民间有许多郎中、“水师”，其中有些人从师父处单传而得到一些秘方、偏方之类，治病疗效极佳，对某些疑难杂症也很有疗效。

      民间的郎中、“水师”等，并无正式编制，他们也是隐者，为民治病，收费低廉，低调行事，默默无闻。

       所谓医者，为人治病、救死扶伤者也。医者的第一要务，就是治病救人，其关键是治愈率。衡量医道好差、医术高低的标准是两个：一是治愈率，二是效率。治愈率是治同一类病时，看谁的患者好得快；效率是看治好同一类病，比谁花的费用少。

       当前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医和西医都派上了主战场，对此，党中央及全国人民都很关注。“谁英雄？谁好汉？比赛场上比比看。”近个多月来，中医这一中华瑰宝在抗疫战场上大展身手、战功显赫。

       病例和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全国范围内，凡采用中医治疗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地方，其治愈率最高或排名靠前。而片面强调西医的地方或医院，其治愈率大多落后或垫底。

       近两天，我从网上和微信群看到了多篇文章。前不久为湖北退休副厅长全家三名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他多名同类患者治病的湖北医生李某某，采用自己的专利---“一种穴位注射剂”给新冠肺炎患者治病，有关部门却查处了他，说他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涉嫌非法行医。

       这让我联想到邓小平的一句话：“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是好猫。”改革初期，这句话无疑是对的；到了改革的中后期，这句话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当前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谁的治愈率高、疗效好，谁就是“好猫”，疗效是最重要的。

       湖北武汉的李医生有志于发掘中医文化，并在行医实践中不断发展，他长期以来潜心研究，颇有心得。武汉大难当头，他用中医之术为他人治疗新冠肺炎，据说已治好了十多例，治愈率很高。诊疗过程中，其他医生须特别防护，而李医生不需防护，自称有防护特技。据说李医生治愈新冠肺炎患者，每例只需费用数百多元。

       李医生是奇人，也是“隐者”。他医术高超、药到病除，是智者；他甘冒风险、不怕感染，是勇者；他治病救人、收费极低，是仁者。这样的好中医，相关部门在非常时期为何要打压和处罚呢？

       国家有难之时，应不拘一格、大胆启用有某些特长的人才。谁有能耐，谁就上；谁有高招，就用谁。因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战胜疫情，何必看其是否有“编制”、是否有“证件”呢？

       非常时期或战时状态，若仍以和平时期的习惯思维和做法来行事，那么曹刿绝对见不到鲁庄公，更上不了前线，不可能充当庄公的得力参谋长，也许在那次大战中，鲁国就被齐国灭亡了。因此危难之时，各级政府对主动请战、敢于担当的“曹刿”应宽容，而不是打压和处罚。

       大隐隐于野，高手在民间。“居庙堂之高”的人，并非都强于乡野之隐者，处“体制之内”的人，并非都强于乡间之凡人。

         （写于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