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火头军”

         文/  董邦耀

    每当三线战友亲切地叫我“邦师”时，就会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当“火头军”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二十 五年前，我和八百里秦川二万五千多名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一道，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和青春，奔赴巴山汉水，与铁道兵、民兵一起，修筑三线襄渝铁路。当时，我不太会做大锅饭，是火热的三线生活教会了我做饭，也教会了我做人。

    刚上三线头一天，我就被分配到学兵15连当炊事员。记得做头一顿饭时，手握笨重的大菜刀，面对能烫猪的三口大锅，望着乒乓球桌似的大案板，一群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心里犯了难，二百多号人的饭咋做?切菜、淘米、烧火、担水……虽然都有临时分工，但只要一处遇到麻烦，大家就一拥而上，竟忘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结果是顾此失彼，忙中出错。十来个人忙乎了大半天还是开不了饭，焖的米饭稀软、夹生，还煳了锅，只好请铁道兵连队的炊事员来救援。

     同学们得知我当了“火头军”，说我有福气——肚子不受穷。其实，三线学兵连的“火头军”照样得吃苦出力、流血流汗，刀伤烫伤是家常便饭，甚至有跌入开水锅而身亡的。

     冬天，寒冷的西北风卷进芦苇席围成的简易灶房，“火头军”们脚穿永远干不了的湿鞋，踩着水唧唧的地面，手握冰冷的大菜刀，切菜的手冻得就像红萝卜。同学们害怕用刺骨的凉水洗菜、洗笼布，更害怕在灶房外顶着寒风烧火。那马蹄形的回风灶又很难伺候，火难生，生着了烧起来又费事，还得达到每人每顿饭用煤不能超过节煤的要求。炉内烈火熊熊，灶外寒气逼人，这“面迎酷暑，背顶严冬”的差事最苦，但“火头军”们谁也躲不过，每人一周。有次轮我烧火，早上4点半就起了床。那天下着大雪，风又特别大，划了半盒火柴才点燃了一小块牛毛毡。架上被雪打湿的劈柴，小心翼翼地关上火门，却听见“呼”的一声，被炉风吸灭了。越急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点不着火。灶房里揉馍的同学在喊：“加火，该上笼了!”天啊，今天完蛋了，火生不着，进洞接班的同学吃不上饭咋办?我心里急得火直往上蹿，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冻得钻心疼，站也站不住，我咬着牙，用两条腿来回换着站立，灭了又点，点了又灭，沮丧得直掉眼泪。火终于点着了，这才有功夫从炉膛里取出几根燃烧的劈柴，生了一堆火。烘烤一会儿冻疼的双膝，又往炉膛里添添煤，钩钩火。谢天谢地，开饭没有晚点，我没有挨训，罪没有白受，悬着的心才放进肚子里。

     夏天，“火头军”们身穿工作服，腰系围裙，脖子上搭条湿毛巾，忍受着热气的蒸腾，两手揉馍，锅前炒菜，上笼下笼，飞刀切菜，汗水模糊了双眼，也顾不上擦一把。开饭时，只能留一个人发下一顿蒸馍的一百多斤面，紧张得难以喘息。开饭晚五分钟，晚点名炊事班就要在全连同学面前挨批评。缺水，成了保证按点开饭的大难题。刚上三线时，我们连队炊事班在罗向崖的半山腰，吃水全靠在汉江里挑，一下暴雨，原来清澈的江水一下变成了黄汤，时不时可以发现在江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挑上去的水，又没有缸存放，只好往仅有的四只桶里撒些漂白粉或白矾，用擀面杖一搅，随着水的旋转，泥沙慢慢向下沉淀，刚能看见水的本色，就将桶里三分之二的水倒进锅里，剩下的尽是泥沙。后来到了罗家岭，做饭是用橡皮管子引来山沟里的水。几个连队都在山沟架了水管，夏天水就更缺，连队之间难免时常发生一些争水的小插曲。有一次，我用橡皮管子往锅里加水时，突然发现冒出了肥皂泡，就要烧开的半锅水吃不成了。我知道又是出洞的同学们在水沟里洗澡，赶忙从锅里抽出水管，飞身跑上山沟，厉声喝道：“喂，找死啊!你们是在自己的饭锅里洗澡，知道吗?这饭还吃不吃了?”但看到大家满身黑乎乎的灰尘，我又心软了，“请大家等半小时，给锅里放够了水，你们再洗吧。”

     白天，“火头军”们不知道太阳早上怎样升起，整天为四班倒的八顿饭(进洞出洞各开一次)而操劳，还要出公差，去几十里路外的团部买粮、油、菜。装卸车时，180斤一麻袋的高梁米背上就走，50斤一袋的包谷面最少扛两袋。我们连队都是关中道去的学兵，爱吃面，却一直未吃过压面条。当得知离我们连队二三十里远的一家农户有台压面机时，炊事班长蒋宏亮就派我带了三名施工班的同学去压面。去时抬的是一百多斤的干面粉，几个人换着抬还能坚持，回来时抬的是压好的湿面，越抬越重，口干肚子饿，真想把箩筐扔到汉江里去。好在来时一人带了一个冷馍，啃几口，又继续走。后来一遇过节，压面就成了我的“专利”。

    晚上，“火头军”们不知道太阳怎样落下，当开过下午饭，“火头军”们将剩饭填进肚子，涮完锅，洗完盆，又该为晚上12点进出洞的同学们准备晚餐了。每天夜里1点左右入睡前，都要将闹铃上到凌晨4点，因为早上6点进洞的5点半开饭，紧接着换出洞的同学又该吃饭了。“火头军”们紧张得常常连滚带爬。一天夜里下大雨，该做饭了，水管里偏偏没水。我握着手电筒，冒雨爬上山沟去检查。水管依山势隐在草丛中，鬼知道是哪一段出了毛病?当我接好被雨水冲断的水管下山时，脚下一滑，跌入沟中。恐慌中，我的手抓住一棵树根，借助草根、树枝爬了上来，幸好还没摔伤。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大风无情地掀起屋顶上的苇席和牛毛毡，“火头军”们赶紧抽出自己地铺下的塑料单，盖住面粉和大米，再爬上屋顶，用几根绳子绑上重石，分别吊在屋顶压住席子和牛毛毡，才没有让炊事班“开天窗”。就这样，饭还是要准时开的。几个月后迁往新工地时，地铺下面的麦草已腐烂发黑。

    时间一长，我们学会了连刀切菜、蒸馍用碱、炒菜、焖米饭，蒸的馍在几十里的施工线上都出了名，附近铁道兵连队和学兵连的都拿米饭来换馍吃，可惜每顿一人只有一个；而且面也擀得好，一说病号饭是面，“病号”就会陡增，连女学兵连的司务长都夸我们比姑娘们的手艺高。那时学兵们干的是打眼放炮，出渣进料的强体力活，国家给的是每月15元伙食费，56斤的定量，但40％是杂粮，又很少有蔬菜、副食补充，整天是脱水压缩菜、黄豆煮海带、咸菜就米饭，根本吃不饱，能吃上豆腐烧白菜就算过年了。鱼、肉、禽、蛋就更罕见，两瓶肉罐头放在大锅菜里，谁能吃到肉末就很有口福了，肚里哪有油水。有的学兵饿极了拔起地里的豌豆苗就往嘴里送，误把漆树芽当香椿芽吃，甚至有把桐油当香油喝而中毒的。司务长和“火头军”们看到这些心里直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厨艺再好，天天熬的高粱米稀饭仍然是一锅红汤，做的未除皮的苞谷糁稀饭难以下咽，同学们一看见这些就皱眉头。为此，我们又学会了粗粮细做，变着法儿改善伙食，用麦面和玉米面做金银卷，用苞谷面蒸发糕，用菜刀削面、磨豆腐、腌咸菜、做豆腐乳、养猪，还在汉江边的沙滩上生过豆芽。

     现在，每当家宴上亲朋好友夸我做的饭菜可口时，我就会高兴地说：“我是学兵连的‘火头军’。”是的，我为参加过三线建设而骄傲，我为是学兵群体中的一员而自豪。我感谢三线那段艰苦的岁月铸就了我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庆幸昔日火热的学兵生活培育了我坚毅、刚直的性格。这些收获，将使我受益终生。

(发表于1996年8月13日《宝鸡日报》“峥嵘岁月”征文，收入《春春无悔》一书，1998年与《西安晚报》“三线学兵连”征文《我心依旧》（收入《魂系襄渝线》一书）同获陕西省作家协会、省文学创作研究会第二届“拓荒”文学奖)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原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