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新歌

          作者：张小雪

1970年底，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车上载着八个北京小妞和小哥，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15岁的我也混在其中。火车驶向“新西兰”地区，当时把新疆、西宁、兰州，统称“新西兰”，让人听了起码不觉得苍凉，我们将成为保卫祖国大西北的文艺兵。过去几天戏剧般的情景，伴着火车的哐铛哐铛的节奏，在我脑子里过着电影。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报考文艺兵，这对我来说可谓“老江湖”了，前不久还流窜于几个大军区文工团的考场，尽心尽力地表演，毫无悬念地“过五关斩六将”，然而、可是、最终都是因为“黑帮子女”头衔，自己把自己给淘汰了。而这次不同，是21军宣传队主动找上门，约我去面试！

事情的缘由还得回到1969年初，内蒙古兵团给公安部子弟一批名额，说是部队待遇！我的发小姐姐们纷纷报名加入了，我因为年龄小而被拒之。万般无奈之下，我瞒着妈妈独自闯进公安部，夜访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施义之叔叔，磨叽着要去内蒙古兵团。施叔叔是父母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尽管当时我的父母十分落魄，父亲还在“牛棚”关押改造，他还是认真接待了我，耐心劝我别去内蒙古兵团。

耐不住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闹，他给了我一个承诺：等我长大点让我去当兵。当时我认为他是搪塞我呢。没有想到，一年后他兑现诺言了。施义之叔叔曾经担任过21军政委，21军宣传队来北京招兵自然要依靠老首长。估计他跟招兵的人打了招呼，让他们顺便把我带走，甭管以后能不能上台表演，哪怕端个茶倒个水也行，也算对我、对我父母有个交代吧。

那天在总参招待所，我报考舞蹈，却让我唱歌、朗诵，对我这个五音不全者而言，无疑是扬短避长！经我的一再请求，才准许我比划了几下舞蹈“北风吹”。听见考官低声交流：孩子长得端正……普通话标准……没有北京腔……报幕……我心里明白了，考官就没指望我有什么才艺，只要不是丑八怪就万幸了。

后来我的表现出乎他们意料，来招生的干部回忆说：“小雪是我在北京的意外收获！本以为摊上一个后门兵，没想到她舞姿曼妙，功底扎实，成为舞蹈的主力演员。”不谦虚地说，本人虽然歌喉不灵，不过舞蹈、话剧、弹中阮、搞剧务还像样，是一枚多用途、经济型演员！

再说考试过后，我还没有愣过神来就被叫去体检了；体检刚过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了！这就叫老天用馅饼砸你，你想躲都躲不及！我手捏通知书那一刹那，感觉身轻如燕，从大院门口一路惦着脚、旋转着圈“飞”回家，那景那情至今还是邻居们笑谈的话题。

千想不到，万料不准，这曾经日夜向往的、万般争取的军旅生活就这么简单轻松地开始了？！

      拂晓之歌，代代传唱 

21军文工团的历史要追溯到1938年，担任新四军四师(21军62师前身)师长的彭雪枫创建了《拂晓报》、“拂晓文工团”、骑兵团，号称四师的“三大法宝”。从此，拂晓文工团成为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文艺宣传队。那时，我的父母、施义之叔叔等也在彭雪枫的四师。
1949年2月，解放军渡江前夕，第21野战军成立，其中的61师和62师是原新四军二师和四师。为鼓舞斗志，还成立了军文工团，沿用了新四军“拂晓文工团”的名称。部队战前集结在安徽枞阳县至无为县之间进行渡江训练，文工团对激发斗志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渡江胜利占领杭州宁波后，浙江当地女学生争相入伍，其中不乏才貌双全者，使“拂晓文工团”高颜值文艺人才剧增。
1953年初，21军奉命入朝参战，“拂晓文工团”随行。从电影《英雄儿女》中志愿军文艺战士们的身上就能找到拂晓文工团员的影子。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不久，拂晓文工团解散，大部分团员被编入原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少数团员被抽调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1970年，在全国学演样板戏的热潮中，部队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1军领导决定重建军文工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野战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里派出三个小组，分别到北京、西安和连队招兵买马。我们八个是第一批北京兵，也是21军宣传队的第一批战士演员，满满的信心，足足的劲儿！我们来了！拂晓事业后继有人！
之后的几周内，从北京和西安，许多新兵陆续来到军部所在地宝鸡，还有一些老兵，是来自连队的文艺骨干。西安的“大部队”到来那天，指导员点名让我和陈少泉（北京最小的男兵）去火车站迎接。我俩在站台上一出现，立马引起了西安新兵们的躁动。大家都涌上来打量我们，对我们佩戴的领章帽徽极感兴趣（当时他们还是裸绿，没有发领章帽徽），有个大姐还轻轻捏了我的脸，操着陕西话说：“喔娃碎碎滴！真正爱死个人！”把我和少泉搞得很不好意思。
突然哨子响了！队长大喊：“集合！男兵跟朱排长走！女兵跟男（南）排长走！”瞬间，所有男兵兴奋地奔向那个年轻漂亮的女排长，所有女兵高高兴兴地向英俊帅气的男排长靠拢，把队长气得脸色发黑！我们在一边偷笑。这也怨不得大家，谁让女排长姓“男”，那姓的“朱”排长自然就被误认为女的了！

西安的战友们发放领章帽徽的那天，是我们21军宣传队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天，全体新兵都佩戴了领章帽徽，个个精神抖擞，飒爽英姿。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身上的领章帽徽是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的！大家心里暗暗决心，绝不玷污红领章红帽徽！继承拂晓文工团的光荣传统，延续拂晓的革命精神！

   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

文艺兵的新兵生活蛮轻松的，不练队列，不打靶，天天吊嗓子练身段，挺好玩的。不过，也有不爽的时候，就是经常被领导和老兵责骂。那些老兵，哪怕就比我们早一年当兵的人都用“新兵蛋子”来打我们的脸，还经常捉弄我们。

就拿方言来说吧，北京兵初来乍到，听不懂陕西话。记得到宝鸡的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我们拖着疲乏的双腿，睡眼朦胧地跟着指导员出操，街上已有不少人在走动，我们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只听见满大街的人都在说一个字：“饿”！我就问一个老兵，他们为啥不吃早饭呀？多饿呀！老兵诓我们：陕西人每天都要说很多遍“饿”，然后就不饿了！我还真半信半疑呢！后来才明白，不是“饿”，而是“我”。

陕西兵还经常说：骚情！（骚发第二声）相当于北京话德行或者得瑟的意思。我们却被告知骚情是热情的意思。于是就发生了以下悲剧：班务会上，一个北京兵说他到了部队感觉很温暖，大家对他都很骚情！于是这个“冷笑话”被一传十， 十传百了，乃至流芳多年！

难怪部队的生活词典上有“老兵油子”一词，有的老兵真是浑身“冒油”，经常以捉弄新兵、小兵为乐。

不过，老兵也有可爱的一面，他们很乐于帮助新兵蛋子。比如洗衣服，我敢说所有战士在部队受到的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衣服鞋帽、被子褥子一水儿崭新，且每年更换。我的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那我从小到大也都是捡姐姐的旧衣服，有两个姐姐哪！她俩个头还一样高，妈妈总是给她们买两件同样的衣服，传到我的旧衣服都是“双胞胎”，根本穿不完，所以对新衣服我是没有奢望的。

到了部队我才有了人生第一次上下左右、里里外外的全新武装。谁都喜欢穿新衣，可不见得谁都愿意洗衣服，特别是洗涤白色的衬衣和床单可不容易。男兵夏排长是个上海人，他的衣服永远干净整洁。他曾手把手地教我们洗衣服：把白色衣物先浸水，后抹肥皂，（一定是肥皂，不能用洗衣粉）焖一会儿再搓洗，然后到水房接上一盆开水泡泡，最后用清水投干净。每次都这个程序，久而久之白衣物就越来越白净，床单白得透亮。至今，我还用这种办法洗涤本色的棉布织品。

再比如吃饭，这是我们每天生命最重要的需求。怎么才能吃好吃饱，这里头是有学问的。新战士动作慢，常常盛不到第二碗饭，饭桶就见底了，有的男兵吃不饱还抹眼泪，很可怜的！在一旁观望的老兵油子们就会教你两招食堂“抢饭”的技巧。

先说盛米饭，第一碗不图很满，平碗即可，这样吃得快；盛第二碗时揣得满满地，然后慢慢吃吧，没人会从你的碗里抢饭。再说吃包子，不去跟别人抢，等到大多数人拿着包子离开后，你上前去，先把笼屉上洒落的包子馅儿盛上满满一碗，然后用筷子恨恨地扎上N多个包子，走人！

在我看来，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哪种关系更强烈一些，那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运气好摊上一个好排长好班长还不至于天天受气；倒霉的跟了个有军阀风范的头儿，那日子就难过了。

我们女兵排谭排长兼五班班长；南副排长兼六班班长，两个都是1968年老兵，揣着四个口袋（军官）来的，神气得很，连队里的领导都不敢低瞧了她们。起初，两个女军官总是板着脸，严肃有余，特别是南排副，管理方法生硬。有一天排务会上她操着正宗的陕西话训斥我们：“泥们这伙人一减哈数兜不洞！人家领导正言传着捏，泥们尻子一拧凑走咧！”（汉译文：你们这些人一点规矩都不懂！人家首长话还没说完，你们屁股一扭就走了！）本来气氛是很紧张的，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都忍不住笑了。我们越笑她越气，最后罚我们站立多时才罢休。很多年龄稍大的女兵不服气，论年龄，两位排长与她们同岁；论见识，她俩即没有去过大城市，也没有上山下乡过，肚子里的墨水不比我们多，凭啥她们那么霸气？可部队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兵早一年逞凶狂！
久而久之，新老兵之间的关系开始融洽了，毕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谁都备不住会有困难。两位排长来自野战医院，是正儿八经的护士。新兵们有头疼脑热、腹泻呕吐的，这时班长们一改往日的严厉，热情地给病号打针吃药、问寒问暖，露出了白衣天使的本来面目。
我入伍不久，腿关节风湿痛犯了，疼得我下不了地，谭班长使尽浑身的医术帮助我，先是给我针灸，无效。后来她自创一个办法，把针先扎进我腿上的穴位，然后把酒精棉缠在针上，点火烧，热气直通皮内，我立马感觉舒服很多，于是班长就一个接一个的棉球不停地烧，耽误了她很多休息时间。从那天起，我看班长越来越顺眼，觉得她就像一个大姐姐，打心眼里尊敬她。

女兵，是部队生活词典中另一个敏感词

如果你是新兵，那是比较惨的，如果你不但是新兵而且又是女兵，那就更悲惨了！

《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军宣传队的领导一水儿的工农干部，无论他们是否明白上述言语的意思，他们绝对也是同意上述观点的！军营里出现了女兵，是危险信号，弄不好就会引爆无数个炸弹！队领导工作分工，谁都不愿意管女兵排，最后这项危险而不讨喜的任务推到了指导员身上，因为他的年龄最长，时年28岁，正营级！

部队明文规定战士不许在当地谈恋爱，注意是“当地”！就是说你在老家有未婚妻，或者你入伍前有对象应该都不属于违规。可是指导员给女兵的第一次训话时就明确提出：女兵不能跟男人通信！他的原话确实这么说的，立马女兵们个个心事重重，我也不例外。

讨论时，女兵们纷纷承认跟男同学、男同事有书信往来，说着说着讨论会变成了自我批评会。我和潘燕也跟着老实交代了跟男人有通信，比如爸爸、哥哥和弟弟。指导员狠狠瞪了我俩一眼说：“没你们的事！”后来才知道，指导员盯着通信员呢，有可疑信件一并拿下，那个年头，领导拆你几封私信不算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懂法。

狠抓作风，是宣传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风的根本就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了女兵，女兵是祸根。记得我们北京兵刚到部队时，有一个连队来的姓周的男班长，能歌善舞，会拉手风琴，还会吹笛子，多才多艺，相貌俊朗，个头1.8米，经常带着我们唱歌跳舞，娃娃兵都喜欢他。没几天，他突然就消失了！音信全无！

后来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几本塑料皮日记本，里面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周班长送给我们几个北京兵的。我们恍然大悟！他就是因为跟女兵走得近了点，就是因为对娃娃兵关心多了点，就是因为花钱给我们买了日记本，被视为“居心不良”！队领导毫不犹豫把他从宣传队“开”了，无论他多有才华，为了严肃作风，宁愿错赶三千，也不留一朵花痴！

我心里还真为周班长可惜，那么有才艺的老兵，留下来马上就能提干，结果就为了我们几个情窍未开的小丫头丢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后来又发生过几件“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因为互赠照片,某个男兵挨了排长一记耳光！某个女兵也受了牵连离开了宣传队；因为互通信件，某个老兵被“遣返”连队了等等。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迫使男女战士们之间的交往很谨慎。几十年后，在战友聚会上，当年的指导员主动向大家道歉，他说那两年把同志们管束过严，以至于宣传队没能多出几对伉俪。我觉得这事可怪不得他，但是他有这个态度就非常感人了！
女兵虽然让领导操心，但还是备受呵护的，说白了还指着我们演出呢。队里规定所有重活儿都由男兵排承担，出行的好车好座位也让女兵排，夜里站岗女兵免单，所有好事先考虑女战士。这无疑引起了男兵的不满。
有一次在伙房帮厨，一个男兵口出怨言，认为领导不公平，居然女兵的月津贴费比男兵多五毛钱！在场的人听了都低头干活儿不搭茬，那个男兵越说越激动，大有要“告”到中央军委的劲头。后来女排长实在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全厨房的人都跟着笑起来，估计他回到班里会被班长狠剋一顿。
现在那个男兵已成为西门子公司德国总部的科学家，我曾经把此事绘声绘色地描述给他夫人听，大家捧腹大笑……

     全军学演样板戏

21军是借着大学特学样板戏的东风恢复了军文工团，因此，宣传队的首要任务是演一台样板戏。其实在招兵前军部已经确定了剧目——《沙家浜》。几条招兵线都在物色该剧的主角，女一号阿庆嫂和反派刁德一在北京找到，是第二批北京兵。女二号沙奶奶由谭排长饰演；郭建光、胡传魁选自连队；同时从西安还找到几个既有童子功又会弹拉说唱的京剧演员。
之后宣传队全部重心移到学习、排练《沙家浜》上，先后去过西安的陕西省京剧院和银川的宁夏京剧院学习，这两个京剧院不乏国内知名的京剧艺术家。特别是陕京，给我们指导的老师都是重量级老演员，其中王万琪老师是梨园知名板鼓手，曾经多年给尚小云打板鼓；他的夫人王君青老师是陕京的台柱子，时演沙奶奶，两位老艺术家是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他们给予宣传队极大的帮助，曾经伴随我们巡演，边指导边演。

当然他们对宣传队乃至21军最大的帮助和贡献，就是送来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王伟功。伟功入伍虚报年龄15岁，其实只有14岁，是全队最小的一拨兵，也是我们中间最好学上进、最勤快、最机灵、最讨人喜欢的战士，他继承了父亲的技长，是我们乐队京剧乐器的灵魂——板鼓手，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主要演员在排练，大家都在忙。用于演出的大至布景小至枪支，很多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未来的潘鹰博士为郭建光做了一把手枪，十分精致，完全能以假乱真。我们还从军部的仓库里翻出了“拂晓文工团”从朝鲜战场带回的部分铜乐，后来一直由我们宣传队使用和保管。

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接，也是老一辈文艺战士对我们学演样板戏的支持！演出和日常排练都需要地毯，62师送来几条编织非常漂亮的地毯，据说都是剿匪所获，没准儿还有马家军的家当呢，那会儿真该狠狠跺几脚！
1971年的春节之前，宣传队完成了排练《沙家浜》的任务，准备进行汇报演出。当时以军宣队为首，下属61、62、63师同时也成立了宣传队，同时也学演样板戏，四个宣传队演三台《沙家浜》和一台《智取威虎山》，要组织四场汇演，可想而知，当时的比拼还是蛮激烈的！

演出后军宣队获得一致好评！这功劳源于各位主角的辛苦付出，队干部也算领导有方，更多的苦劳来自于后台。在排练《沙家浜》的阶段，所有演员，包括声乐和舞蹈的，全部充当了群众演员，就连乐队的部分乐手也充数当过新四军和匪兵。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小兵少泉，入伍时只有14岁，是从中央广播电台童声合唱团选来的领唱，素有“银铃”之称。《沙家浜》“突袭”那场，郭建光有一句唱词：“此一去呀！捣匪巢，擒贼擒王” ，唱腔里“呀”字高八度，我们队的“郭建光”唱不上去，全队只有“银铃”能行。于是每到这一场，少泉就躲在侧幕里盯着“郭建光”的嘴，配合着喊出“呀！”场场如此，一次没错过，这对于一个14的孩子来说容易吗？！

除了几位主角，几乎所有人都有第二、第三“职业”。我们这些不会唱戏的小兵们，在后台个个也都独挡一面，有的管理服装、有的负责幻灯，有的换道具。我们的舞蹈主力兰君姐负责管理全部演出服装，每次演出前要整理所有的服装，还要把几位主角的衣服清洗熨烫，并帮助某些主角更换衣服、梳头化妆，工作量极大，但从未听到她埋怨过。
除了演群众跑场外，我还有另外两项重要的任务：第一，我承担了全队化妆品的管理，所有演员的底妆（现在叫粉底）都是我在每次演出前现调配的。正面人物的底妆要调红一点，反面角色的偏暗一点，日本兵的直接调成灰白色。
演出结束后，等大家都卸了妆，我才能收拾东西，每次都是最后一拨离开剧场。那时候连眉粉都买不到，我经常支几根劈柴点着，找一个旧的喝水缸，装了水在火上烧，火把缸子的外壁燎的黑黑的，然后刮下黑粉，给大家画眉。为了刮那些黑粉，多少个中午，当战友们呼呼时，我却埋头炼“黑金”！

第二项工作是负责枪声效果，就是配合前台演员，他们举枪我砸炮。也不知道领导为啥如此信任我，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可我却不太靠谱，经常关键时刻掉链子！有过鬼子兵的枪怎么也打不响的劣迹，致使原本应该倒在鬼子枪下的百姓们趁机逃之夭夭了；更严重的是有一次郭建光的枪居然打不死敌人，很没面子。
领导虽然没有批评和处置我，但“郭建光”颇有微词，吓得我那阵子大会小会做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的。此后，我再也不敢懈怠，只要当晚有演出，我再困再累中午也不休息，必须晒火药，杜绝哑炮，保证每一枪都能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出纰漏的也不止我一人。有一次台下观众嘘声不断，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队长就跑到台下去观察，他把台上的演员扫了一遍，立马发现饰演鬼子兵的小兵郭占江脸画得像一只花猫。他不会化妆，以为画的越丑越好，于是舞台上就多出只“花猫”，观众没法不乐！

还有一次，演到新四军奔袭到胡传魁家的后院，一个接一个地翻小翻过墙，表示进了胡的院子，准备捣毁敌人的老巢。没想到，平日翻跟头最棒的小魏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跟头翻得很漂亮，但是没有过墙，他自己还不知道，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四处张望，发现自己还在院墙外面，一着急绕过道具墙进侧幕了。这下气坏了队长，冲着小魏喊：“你不会再翻一下过墙啊！”
《沙家浜》最容易笑场的是“抢包袱”那段。为了这场精彩的片段，队里先后换了三个刁小三、三个被抢的小姑娘。
伏香是小姑娘的第一人选，长得温婉俊俏，形象个头都合适，可能就是太温柔了，在叼小三面前显得弱了点。队里决定换人，也让我试了一场，我抱着包袱跑上舞台，后面刁小三追着，要抢包袱，还要抢人。我一回头看见刁小三的脸一抽一抽的，实在太可笑了！其实这个演刁小三的武勇大哥是专业戏剧演员，很有表演天赋的，这是他故意设计的，以求更好的流氓形象。我可看不得这张抽动的脸，当时就笑场了。本来我的个头也不合适，比刁小三高出一截，再加上“不严肃、不敬业”，马上就被换掉了。最后由爱莲出演小姑娘，她天生丽质,气质泼辣，表演自然，是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

再说刁小三，先是武勇大哥，我负责任的说他是我们这台《沙家浜》中最佳刁小三。同时他又是多面手，乐队的二胡、新四军的跟头都离不开他，让他演叼小三确实有些屈才了。很快换了小郭替他，小郭是队里唯一的唢呐和笙演奏手，圆圆的脸，白白净净的，形象跟刁小三根本不搭嘎。他演了一场就下岗了，因为他很紧张，抢包袱抢不过姑娘，惹得观众大笑，气得队长直喊：你连包袱都抢不了还想抢人？！最后换一个从连队来的老兵，经历了一连串的磕磕绊绊才把这个反角演下来了。
为了这一精彩片段，队领导真是伤透了脑筋！

深入基层，边区巡演

1971年初，宣传队带着《沙家浜》出发，开始下部队巡演。这回，我们的路线不是“新西兰”了，而是陕甘宁，当年的边区。
根据我的北京战友、乐队管弦乐手、知名随军记者刘大卫日记的清晰记载，宣传队巡演《沙家浜》的轨迹如下：
● 7月7日—7月8日，在银川红旗剧院演出两场。
● 7月10日，宁夏石嘴山附近大丰沟煤矿，宣传队冒雨为62师工兵营演出一场。
● 7月13日—14日，宣传队在宁夏军区礼堂演出两场。
● 7月15日—22日，宁夏中宁县，62师师部，宣传队演出5场。
● 7月23日—27日，宁夏吴忠市，宣传队演出5场。
● 7月27日—8月4日，宁夏青铜峡县，181团、62师炮团，宣传队演出6场。
● 8月5日—8月7日，宁夏中卫县，186团，演出3场。
● 8月9日—20日，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185团为兰空修建机场洞库(8702工程)，宣传队在工地礼堂连续八天演出8场。
● 8月21日—25日,甘肃省陇西县182团，演出3场。
● 8月26日—9月2日，甘肃省甘谷县，61师炮兵团，为兰州军区“管理工作现场会”演出5场。
● 9月6日—8日，在宝鸡市文化宫演出两场。
● 9月9日，为51号信箱演出一场。
● 9月10日，为陕西省棉纺十二厂演出1场。
● 9月11日—13日，在盲校为军直属队演出3场。
● 9月13日晚在宝鸡盲校营房演出半场（9.13）
● 9月24日—29日，陕西省陇县，为63师189团演出 4 场。
● 10月13日—19日，陕西省汉中市，为“012单位”演出6场。
● 10月13日—19日，陕西汉中，为“012单位”演出1场。
● 10月21日—24日，陕西省宁强县燕子砭铜矿演出4场
● 10月25日—27日，宁强县县城演出3场。

我们还途径甘肃省会宁县，那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们感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那么淳朴、那么亲切！我们漫步在会宁古城里，寻觅着当年红军留下的足迹，还参观了长征中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地点—红军会师楼。
不走出营房，就不了解基层连队的生活；不去陕甘宁 ，就不知道陕北的土真真的黄、甘肃的气候实在干、宁夏的沙漠望不到边！基层连队生活非常艰苦，大家印象最深的是驻扎在甘肃打拉池的185团。打拉池的名字好像有水池，其实非常缺水。当时战士们在修空军机场，工地活儿很累，他们每天要出几身大汗，为了节省水不能老洗衣服，于是战士们的的衣服上印着厚厚的“白地图”，那是身上的汗盐绘出的呀！看着心里痛啊！

打拉池演出的条件也很差，战士们在工地上现挖了一个15米见方的坑，作为乐池，用挖出的土垒成舞台，没有后台，没有大幕，更没有化妆间了，新四军翻跟头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乐池”里。但是我们大家不但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比平时更卖力地工作，能为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们服务是我们的荣耀！就在这个土垒的小舞台上我们演了八场，破了巡演中连续演出的记录。

宁夏同心县有个“喊叫水”公社，听这个名字就让人瘆得慌！这是个喊水水不来、叫水水不应的地方。恰恰我们车队途径此地时一辆车开锅了！哪儿去接水啊？后来费尽周折，花了五元钱（那时候的五元钱快抵我们一个月的津贴了）买水，还不是现成的水，需要自己去井里打水。

因为水太稀缺，井很深，那打水的井绳竟有100余米长，十几个男兵列队拉绳，百米井绳放下去之后，也只捞上来半桶水。那些拉井绳的战友们这辈子恐怕都难忘那得之不易的大半桶水。2006年，刘大卫自驾经过“喊叫水”，得知国务院已陆续安排当地老百姓移到甘肃武威地区定居，因为同心县许多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下连队巡演为兵服务的同时也是磨练我们自己的过程。一个近百人的队伍，载了整整一台的道具，还拉着乐器、锅碗瓢盆，长途跋涉，四处巡演，确实挺艰苦的。特别是男兵们，每次出发要搬运、装车；每次到达又要卸车、搬运。每到一个演出地点，他们立马要装台，每离开一个舞台，他们又得迅速卸台、装车，工作强度相当大 ，他们身上的汗水也都勾画出各种形状的地图！战友们那种为兵服务为祖国奉献的精神，真的可以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来形容！

巡演也有高兴的事儿。每到一处，首长和战士们都把我们当作客人，好菜好酒的招呼，幸福极了！不过喝酒就会有故事。

那天我们到了天水的甘谷县，182团首长请大家吃午饭，酒可没少喝！人家首长晚上是当观众看戏的，多喝几杯不妨，可我们晚上有演出任务的呀，也跟着傻喝。开演前夕，我们的小提琴手彭滨不见了。彭大哥还要串演巡逻的日本兵呢，这不急死谁！大家把化妆室、后台找遍了也没见他的影子。朱班长闯进储物间，看见墙角一堆旧幕布下面露出一截穿着日本兵裤子的腿，他上前掀开幕布，只见彭宾穿着日本兵的衣服呼呼大睡呢！他就是中午喝多了，差点误事！

我们给首长敬酒是例行公事。在我的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之前，班长是指派女兵轮流去敬酒。轮到我第一次敬酒时，用的是大白碗！我既不懂敬酒的规矩，又有点紧张，跑过去对首长匆匆地说：“敬您一碗酒！”然后自己仰脖先喝了，转身要走，被首长叫住了，他说：“我还没喝呢，你倒先喝了，得罚你一碗酒。”我战战兢兢地端起第二碗酒又喝了。我又想溜，又被叫住了！首长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来敬酒的呀！他笑着说：“那我还没喝呢！”于是我又倒了第三碗举到他跟前，他迟迟不接碗，这时我已经两碗酒下肚，胆儿也壮了，气也足了，不就喝碗酒嘛！我冲着他大声说：您不喝我替您喝了！于是仰脖又一碗。那晚我可给宣传队长脸了，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自己领教了自己的酒量。从此，队领导对我另眼相看了，视我为有用之才，遇到“宴请”，敬酒的角色非我莫属。

201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有一辆军车上插满了鲜红的战旗，最显眼的是中间一面写有“金钢钻”三个大字的旗帜，我觉得这几个字咋这么面熟啊？！过后我问战友那面旗是咱21军的吗？战友说：“当然了！是咱181红军团的旗子！别人不晓得，你咋能不知道呢？”我说凭啥我就得知道呢？战友笑答：“当年咱们去181团慰问演出，你把人家团首长喝倒在桌下了呀！”

自1971年7月6日开始，至10月28日止，以四个月时间，军宣队历经陕、甘、宁三省数十个县市，行程近三千公里；为21军所属部队61师、62师、63师、军直属队，演出京剧《沙家浜》65场。这是一支当年在21军范围内演出覆盖面最广、场次最多的宣传队，名声大震陕甘宁！

当兵演兵，为兵服务
1972年初，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军里下达任务给我们，要排一台反映部队生活的歌舞和话剧。军里派来几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都是状元级别的人物，组成了创作组，编写小话剧、表演唱、朗诵等节目。
我参加了小话剧《王恒德》的排练。话剧内容取自于21军某连队干部王恒德，在带领公社民兵演习时，为保护民兵，自己被手榴弹炸死的真实事迹。我就演那个演习时不慎将手榴弹扔在了近处，被王恒德英雄救了的民兵。记得那场我趴在王恒德的“遗体”边痛哭那场，我哭得很凶，导演猛夸我，其实我没有眼泪是干嚎的。

原创的作品还有反映连队生活的话剧《重新立杆》、表演唱《小鞋匠》、诗朗诵《我和班长》和描述解放军医务人员救治盲哑儿童的话剧《毛主席万岁》等，前两部在兰州军区和全军汇演中曾获奖。
宣传队二度回到西安，这次是去陕西省歌舞剧院学排歌舞《边区生产歌》。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热爱舞蹈的演员们，力顶队领导的偏见和压力（就是封建意识做的怪，队领导看不惯女兵练功，觉得穿足尖鞋转圈、抬腿下腰、翻身劈叉有伤大雅），一直坚持练基本功，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拿下了二十多分钟的小舞剧。

同时，我们还学习经典舞蹈《丰收歌》。对我来说跳舞的感觉是多么美好，跟着旋律和音乐，能把人内心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能因为我们跳得太愉快了，乐队的战友有点嫉妒了，于是他们就使了坏。《丰收歌》是描绘一群姑娘，在丰收的麦田里愉快地收割，其中有一串连续弯腰、直腰、弯腰再直腰的动作，节奏特别快，而此时乐队故意更加快奏，使我们越跳越快，几乎就跟不上节奏了，累的气喘吁吁！这一恶作剧直到几十年以后才被揭露的！
排练进入尾声时，我突然发烧住院了！我心里着急啊！我只好搞些猫腻，争取早点出院。我趁护士转身把体温表撤下，等护士来收表前我再夹上，这样显示的温度就不高。但是这种把戏很轻易就被发现了，因为护士摸我的头很热。队里也着急啊！我住院影响排练啦。

一退烧 ，我在医院的北京就带我穿过病房，来到一层的大水房，教我爬上水池，翻窗出去就是军部留守处大院，当时宣传队就在那里的礼堂排练。于是，我每天等医生查完房，护士送药打针后，换下病号服，“翻山越岭”，回到队里排练，医生一直没有发现。
有一天，我正在翻越时，突然发现楼侧面的窗户里有人望着我，我心里嘎噔一下！好像是一位姓宋的男医生。后来我观察医生护士对我态度如常，也就放心了，估计宋医生没有看清楚我是谁。也是几十年之后，我遇见已经成为宣传队女婿的宋医生，我旁敲侧击地问他当年看见什么了，他说什么都看见了，就是不想当告密者！多么好的女婿呀！
这台歌舞首演时，我还没出院，这回终于不必爬窗翻墙了，我正式向医生请假，因为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去看我们的演出。

抹不掉的记忆——“9.13”
           

如果问我，在部队最讨厌什么活动？我毫不犹豫回答：“天天读”！我曾经在战友们中间做过简单的调查和统计，60%以上的人同意我这个观点。每天早饭后，全队集中在男兵一排的宿舍里，囚在各自的小马扎上，坐姿要端正，眼睛得大睁，耳朵须竖起，认认真真地听念报纸或者政治书之类的，说不好念到哪里就停下来，指导员会现场提问的，那个时刻如同大难来临，整个后脊梁骨直冒冷汗。

说来也绝，只要一到那个天天读，我就犯困（后来明白是饭后容易犯困），困了还不敢打盹，生怕领导发现把我拎起来提问，于是就不时地掐自己大腿上的肉，以痛治困。如果房上有梁的话，我的长辫子也能演绎悬梁刺股。那个又困又怕又烦的滋味真难熬啊。好在我亲爱的战友潘燕了解我嗜睡的毛病，经常在关键时刻捏捏我手上的合谷穴位，促使我清醒。还有我的同果姐姐也用掏耳朵的办法“拯救”过我。

如果问我，在部队最感压力的事情是什么？“评比五好战士！”1960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在全军中开展的“五好”运动，并吸收了林彪的主张，“五好”内容定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1971年夏天，我们赶上五好战士初评。战友们个个都把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生怕戴不上五好战士的徽章，更怕受到歧视，于是大会小会做总结，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斗私批修，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左一道关右一道坎地过，搞得人人都筋疲力尽。我心里琢磨，这初评就被扒了几层皮，等到年底终评还不得整死一个两个的？！

好赖我是评上了。同班的几个落榜的战友心里负担极大，情绪沮丧。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首席女高音同果姐姐也没有被评上。可人家毕竟是台柱子，领导就给她一个嘉奖以资鼓励（此事有后话）。

然后，宣传队准备开赴陕南一带，到燕子砭、汉中等地去慰问演出。临行前要向军首长汇报演出。那是1971年9月13日晚上，我们在自己的营房——原宝鸡市盲哑学校（在一个依山傍渠的山坡上）的礼堂里演出《沙家浜》。演出过半了，阿庆嫂正在唱“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全场静悄悄的，突然台下有些骚动，后台不知哪位眼尖的说：“快看，台下的观众都撤了！”顺着话音，我看见台下的首长席位已经空荡荡，其他部队也正在迅速而有序地往外撤。天哪！21军宣传队自打成立以来还没有受过这种嘲弄吧！我心里第一反应是首长不高兴不满意，带头离开了？还是负责灯光的蒋大哥警惕性高，他说一定有情况了。

台下没有了观众，台上也就不能继续“战胜顽敌渡难关”了。宣传队匆匆拉上了大幕，草草收了场。我心里还有点不爽，白忙乎了一中午晒砸炮的火药，结果几乎一枪未发。领导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手里的东西撤出礼堂，回营房去。我边收拾化妆盒子，边听见礼堂外面汽车连的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时不时传来部队的集合哨声和急促的跑步声。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慌。回到营房全队人马打好背包整装待命。此时我们得知，军委下了一级战备的命令。至于出了什么情况？部队准备开拔何方？无人知晓。我们就这样带着脸上的油彩（都没有来得及卸妆），红脸看白脸，大眼瞪小眼地原地待命。到了后半夜听见外面的军车和部队陆续返回来了，我们这才被允许去卸妆、睡觉。

第二天上午全体集合，队领导郑重宣布，局势十分严峻，随时可能打仗，每个人马上写一封家书，统一保管起来，必要时组织上会转交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心里明白就是写遗书呗！我跟好姐妹潘燕挤在小仓库里，那是我们俩经常偷吃零食的地方，现如今却变成了我们书写遗书的旮旯了。

我俩边写边琢磨，老说帝修反要偷袭我们，这回是美帝来了？还是要跟苏联开战？或者台湾反攻大陆了？把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猜了个遍，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后院起火了。

这是迄今为止我给家里写的第一封遗书，也是唯一的一封，实际上是写给我妈妈一人的。我认为如果我光荣了，只有妈妈最伤心，所以最需要抚慰的是妈妈的心。信的内容已经全然不记了，大概意思是：亲爱的妈妈，我们马上要奔赴前线了，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光荣地牺牲了。妈妈千万不要难过，女儿我没有辜负你的培养和教育！……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不想让我的妈妈心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信中用“亲爱的”3个字。我的家庭教育比较传统的，书信也是正儿八经的，“亲爱的”一词自然没有在家书中出现过。我下意识到再不用这3个字，也许今生今世无缘于它们了。

写好遗书，收拾好行装就是无限期的等待了。奇怪的是，虽然还照常读报纸念新闻，但是不搞“天天读”了，我心里可高兴了！这样熬了一周左右，于1971年9月19日，21军宣传队开拔，奔赴陕南，继续进行巡回演出。

记得我们从宝鸡出发时坐的是闷罐火车。一般只有新兵入伍时才坐闷罐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避免新兵提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所以就用没有大窗的闷罐车皮拉他们。我们在新兵蛋子阶段可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老兵油子”却赶上坐一回闷罐车。大家都觉得新奇好玩，挤在一起唠嗑，话题无非这次一级战备的传闻。

9月19日~27日期间，我们先后在燕子砭、汉中、勉县、宁强等地，为驻军和百姓演出。关于“9.13”的谣言或者传闻越来越多，但是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会听喝儿的小兵来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相反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战友们充分享受了陕南的美景和风情，经历了人生道路中非常美好和快乐的阶段。

在我们在去汉中途中，停车在玉带河边休息。那浅蓝色的河水清澈见底，能看见一堆堆小螃蟹在洁净的鹅卵石边歇着，大家高兴地叫着笑着，开始了史无前例地抓螃蟹运动，整整抓了一盆！大多数战友只是觉得这个意外收获好玩罢了，而我这个属猫的（因为我喜欢吃河鲜，妈妈就说我是属猫的）还惦记着吃螃蟹呢。可到了驻地就再没有见到过那些可爱诱人的小螃蟹。我又不敢问，又不甘心，久而久之这件事就在我心里打了结。

直到复员后，1975年的一天，我在上海跟夏佩林排长家聊天时问及此事，才知晓内幕：抓螃蟹的当晚，高排长、夏排长、王伟功等“南方帮”把螃蟹油炸后一股脑儿吞食了，敢情还有比我更像馋猫的呢！

11月11日之后，原本简单幼稚的我从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裂变。那天下午，宣传队整队集合，迎来了21军最高首长——梁政委。他亲自给我们这个直属的营级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68号文件，即有关林彪叛逃的“9.13事件”。

我的感觉如同被雷劈电击了似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大家都不敢相信，“敬爱的林副主席”居然会做出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居然会背叛他带头天天赞颂的毛主席！那一刻是我走上社会后第一次意识到世道的险恶，第一次对军旅生活产生忧虑，第一次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发生了动摇。

紧接着又是一通学习和批判，推翻了林彪的一切指示和倡导，说实在的还没有容我们这些大头兵想明白，眼前的一切已经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但还是有高兴的事情，比如“天天读”被取消了，起码不用天天挤在一堆儿耗费时间和生命了。

对大多数战士们来说，最最高兴的是取消了五好战士的评比。中央认为，林彪在军内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原来的“五好战士”运动在“文革”中被林彪所利用，塞进了不少“左”的东西，致使这项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持续了12年之久的“五好战士”运动随着“9.13”事件的发生而告终。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取消五好战士评比有人欢喜有人郁闷。我属于后者。好不容易初评过关，只要不出大的纰漏，年底戴上五好奖章是没有悬念的。这就叫眼看鸭子煮熟了，可它却飞了！！更可气的是，前面说到同果姐姐初评落榜，得了个嘉奖。这嘉奖从此替代了五好战士的荣誉，是全军指战员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同果姐后来不无得意的说：“还是我合适，嘉奖进了档案，你们的五好不算数了！”

“9.13”事件除了对我和我的战友们有着上述直接的影响，同时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有间接的影响。我爸爸平生最要好的朋友尚伟叔叔，文革前是南京工程兵学院的政委。此人才华横溢、性格刚烈、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滴点沙子。早在文革初期，他就给中央写信，指责林彪有野心，后被迫害关进监狱，家里除了老伴和一个女儿外，3个儿子全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押入大牢。

1968年的一天我在大院门口玩耍，只见妈妈回来了，从未见妈妈下班这么早，我喜出望外地迎上去。妈妈一把把我扯在怀里小声说：“快回家把南京来的信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的身后跟着两个军人。后来发生的一切我记的不太清楚了，听妈妈描述说，我非常机灵，转身一溜烟地抄近道回了家……

当妈妈带着那两个军人绕大路进家门时，我已经把不久前尚伟叔叔给父母来的信藏起来了。南京来的人说是找我妈妈搞调查，而实际上是来抄我家的。在我父母的房间翻来翻去没有结果，还好没有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我把那封信压在了一个“三五牌”座钟下面了。两个军人一无所获悻悻地离开了。

此后，我妈妈不止一次地夸我，说我救了全家。要知道当时南京方面死死盯住我父母不放，认为如此好友一定会同流合污，而那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我的父母与尚叔叔确实是“一丘之貉”！

“9.13”前夕，尚伟叔叔已经被判了死刑，剃了头准备执行枪决。随着林彪座机的爆炸，我的尚伟叔叔也就转危为安，免除了死刑，直到1977年被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全家重新团聚在南京市北京路的一个小院子里。“9.13”事件的发生使长期以来笼罩着我父母和家庭的“尚伟阴影”终于消失了。

2004年我们重返军部和宣传队营房，身后是当年女兵排宿舍和队部

我在野战医院住院期间，在那里听到的有关林彪和他家人的故事就更多了。特别是林立果选妃之事，引起大家的兴趣。据老兵说，前两年吴法宪老婆等一行人还真的到21军第六〇野战医院来寻摸过，挑来挑去没有看上眼的，末了撂下一句话：“都是丑八怪！”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我心里暗暗地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在医院，不是担心被林立果选上，而是怕选不上还冠以“丑八怪”之名！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向前翻滚，永不回转，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刻在了我们年轻的心里……

短的两三年，军宣队一直活跃在21军的基层部队中，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带着节目下到连队为战士们和当地老百姓演出，近至华阴农场，远到关山马场，还有煤矿、铜矿，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都留下了21军文艺兵的足迹。

由于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1972年底军宣队解散了（61师宣传队一直保留到1990年代），男兵们分散去了军直部队，六〇野战医院是女兵们的第二个“家”。大家都成为了基层的文艺骨干，为普及和提高部队的文艺生活做出了贡献！

2012年，老战友们组织撰写了一本军宣传队的纪念册，原21军老军长胡炜亲自为我们提了词：“拂晓新歌”。希望拂晓的正能量代代相传！

21军宣传队纪念册封面和老军长题词

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我的三位战友，他们为此文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照片和私人记载。他们是：

刘大卫，入伍前当过工人，与我同火车从北京入伍，军宣传队管弦乐手，后在军电影队、通信连、高炮团任战士，先后在61师政治部文化科、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总参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中央电视台总参记者站站长。1986年参加老山战役，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委任的唯一一名驻前线的电视记者。他坚持住在猫耳洞，拍摄第一手镜头，多次参加夜战，在危急中还拍摄了许多实战场面，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子弟兵栏目曾十几次播发过他撰写、拍摄的新闻和专题。退伍后在香港讯德、美国泰克、日本松下、中国正兴公司任销售经理、总监。

郭占江，与我同年入伍的北京老乡，在宣传队担任唢呐、笙演奏员，后去军直通信连历任副班长、班长，1976年退伍回京，在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处长、研究所所长、金自天成公司副总经理。他是我们公认的21军退伍老兵北京办事处主任。

王伟功，与我同年入伍西安战友，担任乐队板鼓手和队部通信员。后去军直警卫连，当过军首长警卫员、班长、排长，上过军校，后任61师组织科干事。1985年赴老山前线，参加过战斗，战地抢救伤员，任作战尖子兵集训队指导员，荣立三等功、“双立功”活动个人奖；后转业到陕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工作。

最后，我谨代表个人向逝去的战友们致哀！向曾经奔赴老山前线的战友们致敬！向与我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简介：

张小雪，1955年生于上海；1960-1970年代去过干校、当过兵、做过描图员；1982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科社系国际共运史专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从事苏联史研究。1990年起，先后担任香港金帆国际有限公司驻京首席代表、美国Pitney Bowes公司中国区行政总监。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