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酒与猎枪

——由苏州女孩穿和服事件说起

                董惠安

    8月10日，一位女孩身穿和服走在苏州淮海街上，被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最近又有消息说，苏州警方已经将没收的和服衣物送还该女孩家属，并对女孩表示了“关心”。看来此事件引起的风波也算就此平息了。围绕此事，有人说女孩“哈日”“精日”，警察处置得对，有人则认为警方执法无据，既然日本风情街可以开设，和服可以卖，穿之又有何罪？有人认为此事件促进了中国法治进程。而我此时想到的是《上甘岭》插曲中的两句经典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我认为这两句经典歌词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敌友的爱憎分明，类似于老话儿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这歌词老话儿同样适用于中日之间。

    和中美、中俄以及许多国家间关系一样，中日之间敌敌友友、恩恩怨怨的风云变幻如同阴晴圆缺一般，可谓不是永远的朋友，也不是永远的敌人。但日本自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的觊觎、践踏，以及“九一八”对中国亡种灭族般的侵略，这种世仇让中华民族铭心刻骨。应当说，日本对华也有过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更有过在“友好”面具下包藏侵略掠夺祸心的罪恶行径。譬如甲午海战前，日本以中华“正宗”的面孔出现，以帮助汉族“驱逐鞑虏”（消灭满清）为诱惑，煽动中国南方汉族人当间谍，掌握了北洋水师的大量情报。甲午之败，中国史书上一般都归咎于清廷的腐败，而忽视了日本“友好”的祸心。而当清朝灭亡后，日本对中华民族露出的是狰狞的真面。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日有过不短的“蜜月期”。当时有大量的日企投资中国，日本汽车、彩电等等商品广告霸占了眼球。中日青年联欢，共倡世代友好。当然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据传说，曾经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就有中国风水师“测出”日本商人的狼子野心，因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以日本的森大厦株式会社投资建设。已经建成的金茂大厦搞出了一个武士刀与太阳旗组合的设计方案，被称为“军刀楼” 。给人以刀锋直指黄浦江龙转身处和东方明珠塔的印象。据传后来日本还在南京盖了座军刀插在地上形状的酒店，看上去就象个日本武士刀的刀把， 而上海的这座呢，就是刀出鞘，市井流言说其像日本军刀的把手，说这个饭店也是日本人出资造的，座落在南京的市中心附近。

     有风水师认为该楼正插在南京龙脉之所在，旨在令30万冤魂无翻身之日。不过上海方面的应对之招也很绝：后来开工的上海中心推出了“龙”的柔和造型，有人说这可以破解“军刀”之威，体现了以柔克刚的古老的华夏智慧。

     这些当然都是坊间传说与解读。但也反映出民间对日本的警惕之心。联想到钓鱼岛事件，日本在华学校的神秘性，还有在杭州某寺院供奉战犯灵位等等，更有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言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近日本新内阁紧跟美国反华的节奏起舞，甚至发出要“部署上千枚可以覆盖中国东南沿海的导弹”的叫嚣，这就更让我们对日本加倍警惕。

    面对如此严峻而又复杂的局面，如何运用“好酒与猎枪”？然而冷静思考，我认为日本民族明显有着人群的撕裂现象，一部分仇视中国，甚至一些侵华老兵依旧做着大日本帝国梦，说一旦爆发对华战争，他们还会出战。日本的右翼势力、内阁成员堂而皇之地祭拜靖国神社，一次次挑战中国人的底线；但也有一批热爱中华文化、愿意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人。譬如汶川地震的捐款者、志愿者，还有这次和服事件后发生的一位日本籍“解放军战士”华井满，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呼吁中日友好。今年90岁的华井满，1945年在中国东北参军，曾是一位日籍解放军战士。1958年返回日本后，他毕生致力于中日民间经济交流，促成中日多个贸易合作项目。他用流利的东北话说，自己一多半是中国人，不愿看到中日出现摩擦，日本更应该同中国交好，否则能源匮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会有好的未来。

     这就需要我们用火眼金睛和智慧分清敌友，明辨真伪。用好“好酒”与“猎枪”。

     首先，对日本右翼势力，绝不给什么好脸色。将其定位为宿敌，必要时实施经济制裁，不共戴天，毫不客气。对于为其战犯招幡引魂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对于日本军事上的挑衅，备好“猎枪”针锋相对。其实，对于日本反动势力想复活军国主义的梦想和行动，不光中国人抱以警惕，曾经受过日本侵略伤害的国家和地区，都抱有警惕，甚至俄美这样碾压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国，也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抱有警惕。最近就有英国专家提醒美国，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不是中俄，而是日本。此言有一定道理。

     其次，对于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一如既往，礼尚往来。而恶意地祭奠日本战犯的行为，如杭州吴啊萍为日本战犯供奉牌位的行为，已经受到正义的审判，这也毫无争议；什么动不动就砸日系车、砸日本菜馆的所谓的“抵制日货”的过激行动要劝阻制止，违法犯罪者还要受到制裁。关于对西安“U形锁”砸日系车并打傻车主事件的处理，已经基本形成全民共识。而对于一些类似于看日本动漫、穿和服、吃日餐的活动，

      其三，对于热衷于中日友好的友人，对于发展中日友好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帮助中国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的日本志愿者，我们衷心感谢、“好酒”共饮。如果一时分不清是朋友或者是豺狼，那就不妨冷静观察一阵子，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当然，对于日本那一段侵略加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是不可忘记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蜜月时期，香港拍摄了一部揭露日本“731”暴行的影片，内容开始前的银幕上显出一行醒目大字：“友好归友好，历史归历史”。我认为，这应当成为中日今后世代交往的原则。日本不能指望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给予了中国一定规模的金融及科技支持就幻想让中国人忘却那一段惨痛的历史。

     相反，日本应当铭记中国是放生了日本大批战败军人、东北开拓团人员，养活了日本遗孤，并主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主张的以德报怨的国家。相比之下，日本更不应当忘记东南亚、澳洲国家对日本战俘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和杀伐。如果认为中国人以德报怨是软弱可欺，那可就好好思量一番后果了。

      说到遭到侵略加害民族的“民粹”情绪，各民族的应激反应以及仇恨的持续性应当是共同的，中国人已经算是够宽容了。以美国为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民众哗然，杰佛逊教堂附近4棵樱花树被激愤的美国青年锯断，大批的日本侨民被关进集中营。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避免反日人士再度迁怒，每年在华盛顿市政府举办樱花节时，都避免称呼它“日本樱花”，而改称“东方樱花”。在二战后期参与修建桂河大桥时遭受日寇虐待的英国战俘，几十年后对到访的日本首相愤怒地表示抗议。欧洲一些民族对纳粹曾经的入侵践踏难以释怀（虽然德国人的道歉非常真诚），他们有时见到德国人忍不住指着其鼻子痛骂，被骂者也只能默默承受父辈祖父辈造下的罪孽。而以色列在纳粹集中营里逃出生天的犹太人，由于多次中东战争等原因，没有机会控诉，迟滞到四十多年后，压抑的情绪闸门才打开，开始了对曾经的恐怖苦难的追诉。比较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勿忘与警示，并无过分之处，并非揪着历史旧账不放。本人在南方出差旅游，聆听导游讲述日本“军刀”楼的事情，明显感受到曾经经受过日本铁蹄蹂躏的东南沿海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痛恨和担忧。因此说，苏州警察的过激反应也不是完全匪夷所思的事，据说以前也发生过驱赶“穿和服”拍照或招摇的人。但中日关系一回暖就握手言欢引进“风情街”，一紧张就发生砸日车日餐馆的事，反反复复，欲理还乱，总不是个事儿。应当立个制度定个规矩，形成法无禁止不违法，令行出而必禁止的局面。比如借鉴韩国设立“国耻日”，规定那一天“禁止向日本人提供服务”的举措，也设立一个警示性节日，规定节日期间任何人不得穿戴具有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服饰、吟唱同类歌曲等等。如有违反者，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依法处置。而无故打砸抢烧日车、日餐馆，或袭击日本在华人员的，更要依法处置。这样是否好一些？当然，我们对一些无知年轻人模仿日本动漫人物、穿和服拍照的夸张表现，实在也不必反应过当，即使他们受人挑唆暗示，想挑衅国人的精神底线，但我们的神经也不至于如此脆弱。已经具备了强大“猎枪”的中国人，对这些“动漫表演”的小伎俩应是不屑一顾，静观他们能闹出什么动静，尔后采取相应措施。也许幕后的指使者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过激反应。网络世界闹得沸沸扬扬，乱乱纷纷，那才正中了他们唯恐中日关系不乱的圈套。有人说，那个“和服女”经调查是“惯犯”，已经有过多次哈日媚日的“前科”。如果真是这种状况，视其情节依法处置（包括网络上批判声讨，揭露其真面目）便是。但这些后续的调查爆料能在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她之前爆出，岂不更有力度？如果前有立法，这次执法岂不更有法度？

    不能不说的是，中日矛盾的恶化与升级，不可忽视背后的美国因素。中日韩有着建立三家自贸区的强烈意愿。自贸区对我国的意义将是非凡的。这个自贸区一旦成立，日韩经济发展与我们绑在一条绳子上，虽为美国盟友，但那也只是名存实亡。成立自贸区有利于推出亚元作为三边交易的货币。建立亚元体系可使得中日韩三国的影响力南下整合东南亚，西进整合印度，真正的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关键时刻主张建立亚元区的待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在自己家附近突然倒地昏迷，不治身亡。关于他的信息媒体并无太多披露，只知道他跟松下忠洋一样，也是个亲中派，之前多次担当中日交流要职。怎么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嫌疑最大。而随后出现的钓鱼岛风波，更少不了美国在幕后的推波助澜。由此中日韩自贸区和亚元区的构想化为泡影，在一旁偷着乐自然是美国。因此，我们的猎枪瞄准器中，不但要看到“狗”，还要看清“狗”后拱火的“豺狼”。

     其实，“和服女”事件当今世界各国利益博弈的大浪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们应当透过此事形成更大的眼光格局。在应对风云诡秘的涉外冲突时，理智而精准地把控好手中的“好酒”与“猎枪”，让我们的崛起与复兴之路更顺畅些。

                         董惠安  022.8.24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