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思想底蕴揭秘 

题记：方法就是研究对象本身。 

——爱因斯坦

作者：陈志龙

“空—色—情—色—空”，表面上看来，确是贯穿于《红楼梦》的一条“主”线。从贾宝玉的入世到出家，似乎正好体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一个主题。书中开篇便说“大旨谈情”，有关情字的篇幅也足以让人恍如进入了迷魂阵。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辨别，也就可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实际上“大旨谈情”只是借以混淆读者视听、逃避文字狱的最好、最明智的表层幌子，文化命题，才是作者所要表露的心迹，统治者的昏庸和腐朽，才是作者所针对的苗头和靶子。

《红楼梦》第二回“要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这是饱学之士贾雨村未入官场之前所言。贾雨村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蚩尤、共工、王莽……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藉……再如李龟年、黄幡卓、敬新磨、卓文君、红拂……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这段话说明，“大仁”、“大恶”的帝王，都是应运应劫而生的，完全是天意，非人力能够左右，正合民间所谓“皇帝是假，福气是真”。但是，不论“世治”、“世危”，就是说，不论这个皇帝是开明还是昏庸，那些明智之士都有不甘遭庸人驱制驾驭的骨气。即所谓“贤臣择主而仕。”如林黛玉极力称道的陶渊明。就明智的普通人来说，也同样是不甘遭庸人驱使驾驭的，例如地位低下者如红拂妓，宁可作倡优也不甘随意驱遣，等等，这就极明显地指出了现实中众人应抱的处世态度。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试围绕两个“朝廷”的对立；在这种文化专制社会众人（书中指“大舜之正裔”，即汉人）的处世态度，从而了解宝玉“女儿清爽”与“男子浊臭”的根本原因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作者的创作思路，也许对揭示《红楼梦》的思想意蕴，破除红学旧观念，还原一个曹雪芹不无裨益。

一、现实世界的两个朝廷的两个皇帝—“圣上”和“今上”。“圣上”是“大恶”的“昏君”，“今上”是“大仁”的“明君”

《红楼梦》开篇便说“大旨谈情”，所以，情自然不可忽视。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所造成的社会消极影响看，“虚伪矫饰，这就是明代中叶以来以李贽为代表的个体觉醒思潮所面

对的文化命题，也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1]

所以，这个问题可从“情”与“文化命题”两方面来加以证明。

1、情。贾元妃归省时，就以亲睹亲历的贵妃身份，指出那皇宫圣殿是“不得见人的去处”，说那里“还不如田舍之家，能叙天伦之乐。”（18 回）

根据秦可卿“喜怒哀乐未发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10 回）的观点，贾元妃与“圣上”是无情可言的（即“圣上”无仁义可言）。如果有情可言，她决不会升为贵妃后，有如此伤情之语。她的判词为“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5 回）。不论她的生辰是寅年卯月还是寅月卯年，这里都赋予一种象征意义，即她不过是“伴君如伴虎”的一只小兔而已。从侧面反映出，“圣上” 即使拥有“三宫六院”，美女如云，大家都不是以情相从，而是迫于他的淫威罢了。可见，“圣上”正是宝玉所批评的“皮肤淫滥之蠢物”，他才是真正的“古今天下第一淫人”。

2、文化命题。贾宝玉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成熟的。起初，警幻仙姑就说他是“天下第一淫人”且冠以“意淫”，劝她“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按作者的旨意，这原是不错的。现实里，宝玉就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曾说：“只除了‘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已意，混编纂出来的”（19 回）。还说：“更可笑的是八股文，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人立言”。林黛玉道：“……内中也有近情理的，不可一概抹倒”（82 回）。

从他们的对话可知，程朱理学毕竟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未被曲解的，仍然可以接爱， “不可一概抹倒”。这就说明，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学说，它的存在本无可厚非，但是统治者却把它定为国教，作为社会的绝对价值教诲全国诸生，走入了极端，这就使社会导向无所适从，一片污浊，那么，社会黑暗的根源就不在学说本身，而在于统治者昏庸腐朽、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罢了。

以上从“情”与“文化命题”两个方面，足以证明“圣上”符合贾雨村所言的“应劫而生”的“大恶”之君。

所以，作为“先知”的林黛玉（后文将说明），当宝玉把北静王由圣上亲赐的玉佩赠给他，他又转赠黛玉的时候，林黛玉骂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15、16 回），曲曲折折骂到了圣上身上。

关顾这一点，可以说，圣上既是“应劫而生”的“大恶”之君，又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淫人”，更是“天下第一臭男人。”

再看《红楼梦》第四回写道，“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薛蟠“一为送妹（宝钗）待选，二为望亲  ”由此可见，薛宝钗本是为选妃嫔赞善才来上国的，可她径直到了大观园，居“蘅芜苑”，称“蘅芜君”，绝口不提去还有什么其他的皇宫应征。书中描写他的性格像藤一样攀缘而上，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因为她的世故圆滑，在当时确是游刃有余，除黛玉外，其他女子莫不黯然失色。书中评凤姐“男人万不及一”（2 回），像这等老辣的高手，而薛宝钗却说凤姐所为不过“街巷俗套”，她吃药要吃“冷香丸”，可见她的表面豁达大度，内心却暗伏杀伐决断的冷酷，城府更深！这种人难道还不知自己的目标该向那里去吗？以“好风平借力，送我上轻云”的攀上之心时刻未泯的薛宝钗，最后，甘愿承受“今上”不爱的“掉包计”，终于，爬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仅此一处，足以证明宝玉就是一位皇帝，大观园就是一个小朝廷。相比“圣上”，“今上崇诗尚礼”，宝玉乃是一位大大的“明君”了。

二、宝玉的女儿清爽与男子浊臭观是针对清代文化专制社会里“官宦”的处世态度而言。

古人祟尚“女子无才便是德”。才虽占有极大的比重，德却可以掩盖才的不足，而才德俱全才可算上乘。在大观园内，才貌双全的女子，一个比一个出色，是不是都能使宝玉清爽呢？换句话说，宝玉的女儿清爽观，是不是泛指，或者说带有普遍意义，是为女性唱赞歌、抬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呢？

不是！宝玉所谓的“清爽”专指林黛玉一人。

首先，林黛玉认清了仕途黑暗的根源，把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圣上”认为是“臭男人”。她对文化专制有深刻的认识。并不全盘否定程朱理学。

其二、林黛玉能洁身自好，不与腐朽统治者同流合污，“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总括来说，就是在这种非“大舜之正裔（宝玉语）”统治下的“大舜之正裔”，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不要为了虚名微利，勾心斗角，而甘受非“大舜之正裔” 的腐朽统治者的驱制驾驭。 “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宝玉）入仕，他便深敬黛玉”。

所以，大观园突出如宝钗者，其象征物仍不过是一枝雪里埋的金簪，终逃不出“女人”的窠臼。假如黛玉和宝钗辈那样，她的象征物也必定只是一件与女人有关的玉之类的物事，断乎不是一圈玉带。玉带象征她是真正的大丈夫，远胜于仕途上的臭男人的明智之士。因而，即使她死了，宝玉也“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寂寞”二字，就说明林黛玉的鹤立鸡群，不同流俗，即与众女子划分开来了。

所以说，宝玉的“女儿清爽观”，并不是泛指，意即并不是为女性唱赞歌，抬高女性，而是特指，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象征意义的特指。因此，林黛玉并不是“女儿”，而是披着女服的“大丈夫”，是为文字狱所忌的特殊文学意义上的“这一个”。宝玉所清爽的，惟黛玉而已。那么，黛玉如此突出的含意是什么呢？原来黛玉愈突出就愈说明黛玉语言的正确性，更进一步说明“圣上”千真万确是一个臭男人——非“大舜之正裔”的臭男人。

再说男人的浊臭。男人的浊臭不过是官场黑暗的代名词。社会的黑暗，无非就是官场的黑暗。

从上文分析“圣上”为“第一臭男人”以及贾雨村“不甘遭庸人驱制驾驭”的观点，可以看看地方官（书中突出指“大舜之正裔”的贵族男人）是不是浊臭的。即与“浊臭”的最高统治者是不是同流合污。

那么地方官是什么样子呢？

贾雨村，他是通过苦学的千千万万个凭科举入仕的官僚缩影。他也并不是天生的禄蠹。起初，还想感皇恩起复作用，但历经冯渊一案（4 回），便觉得才学盖世，满腹经纶，用来报效所谓皇恩，实在是天真之至！还不如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来得经济，一旦以为“世事洞明”（即熟谙官场内幕），不仅草菅人命，甚至连曾引荐自己当上知府的贾府，正是危急之秋，需要拉一把时，他却落井下石，乘机参了一本（107 回）。终至抄其家而后快，可谓人性泯灭已尽，自然，这样一来，不论统治者如何昏庸，也不会因其贾姓连亲而累极到他的乌纱帽了吧？可是，谁知最终却落了个褫籍为民的下场呢？（102 回）

再如，靠世袭为官的贾政，可谓 “皇恩浩荡”，惠泽几辈，自然，他对圣上是感激不尽的。如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宝玉童稚所为的“不肖”，生恐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竟使其大承笞挞。这样的忠心，可谓苍天可鉴吧？

他做粮道时，在无官不贪的现实里，为了维护自己清廉的“美名”，可以说夙兴夜寐，忠心耿耿。然而，结果呢——

“贾政听到这话，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下和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李十儿回说道：‘奴才为着这点忠心掩不住，才这么做，若是老爷就这么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老爷又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不告诉老爷了’。”（99 回）

贾政最后无可奈何，终于随奴才们去胡作非为。后来，到底因原因种种抄了家，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识时务”，不能清醒地认识社会，还要儿子去啃八股文，凭科举入仕，无法摆脱仕途这个泥坑。

至于赦、珍、琏、蓉之类持着虚名领俸禄的官，根本不知自己为何物，只有流入淫坑，一如声色犬马。

而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博带……”（36 回）他曾把小戏子芳官扮着匈奴小番作戏，说匈奴：‘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63 回）！

这段话的寓意所指，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红楼梦》所惯用的一种指桑骂槐的手段。什么 “匈奴”、“大舜之正裔”，现实不就是清廷的专制统治吗？

宝玉又说：“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36 回）

这段话的后一个君与昏君是不同的。后者即明君之谓，且是“大舜之正裔”，即自谓。而现实中的“圣上”不论如何昏庸，为了名利，文官不惜死谏，武官不惜死拚（如焦大骂贾蓉等：“……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见 7 回），待到为统治者夺取政权，“金紫万千谁治国”，满朝文武，碌碌无为。真以为逢了太平盛世。这就是宝玉谓那些号称“开国元勋”“皆非正死”的原因。而现实中的贵族男人同样没有人醒悟，即使有象陶潜、甚至地位低下者如红拂妓，宁可做倡优而不甘驱使的典型作榜样，举世之“大舜之正裔”，还以为真的逢了没有战争（刀兵所指）的和平世界。为了利禄，甘愿为腐朽的

统治者（非“大舜之正裔”）效犬马之劳以为功。以致惜春有言：“状元榜眼难道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74 回）

试问，有这样的圣上，这样的的官场，难道还会出现清明的太平之治吗？

而仕途之外的男人，在那时自然属未入流之辈，不成气候。但恰好与仕途形成鲜明对比。如柳湘莲甚至醉金刚倪二，都有重情的一面，不失人性的一面。倪二就曾接济过走投无路的贾芹（24 回）。

所以，贾宝玉所指的男子的浊臭，并非泛指，即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浊臭的，男人的浊臭只不过是官场污浊导致整个社会污浊的代名词罢了。书中所言的“大舜之正裔”的官场男人的浊臭，便是就“甘为庸人驱制驾驭”而言，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象贾雨村贾政等这样忠君的官吏，为什么没有好的下场呢？这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排济汉人，认为“汉人不可大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宝玉洞察了统治者丑恶嘴脸的一个方面。这就更进一步说明贾宝玉不在“臭男人”之列。而是一位开明有辨别力的“明君”。

所以，淫并不是男人浊臭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红楼梦》极力铺叙男人的淫，那么，根本原因何在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爱情和淫乱是常常不分的。所谓‘万恶淫为首’的淫中，就包含着爱情。其实，封建统治者真正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此，在那一社会里存在着这样的畸形现象，一方面纵容淫欲，并予以制度上的合法保护（如多妻制、卖淫制等）；另一方面，却又严禁真正的爱情，并予以礼法上的道德遣责……因为如果容许爱情的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2]

由此可见，男人的淫，实在有客观的一面。正如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相对石头而言）的表意，贾宝玉的“意淫”竟是警幻仙姑所称道的。所以，我们如果一味只看到贾赦、珍、琏、蓉的淫，就忽视了作者的本意。谈到淫色，挖掘“食色性也”的本蕴，仅因淫逸，死抱“富贵不能淫”的条款，就说男人浊臭，未免失之偏颇。女人淫滥者又何尝少呢？就算男人尽皆下流无耻，撇开“女为悦己者容”、“冶容诲淫”之类，也总不至只有林黛玉欲洁吧？尤氏、可卿、凤姐、更不用说“宁荣二府都得入手”的多浑虫的婆娘了（21 回）。不是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淫书么？同时，也与书中提及的“金紫万千谁治国”、“大舜之正裔”论是矛盾至极的。汉唐自是较为清明之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而其色淫、男尊女卑、宗法制度等，并不是作者要讨伐的。曹雪芹正是借贾蓉这个无耻之徒的口，说出了“脏唐臭汉”，其时正是他的爷爷贾敬殁后，他身被孝服，在后堂调戏尤二姐与尤三姐的时候（实际上他应该称呼二姨娘与三姨娘）（63 回）。可见，作者说男人浊臭，关键还在于指责非“大舜之正裔”的统治者的腐朽专制，指责“大舜之正裔”的贵族男人甘受非“大舜之正裔”的统治者驱制驾驭，沉醉不悟。

请看，对于女人的淫，《红楼梦》也照样披露得毫不留情：

“若论温柔和顺，凡事必商必议，不敢恃才自专，实较凤姐高十倍；若论标致，言谈行事，也胜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65 回）

这便是尤二姐的遭遇。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似乎与淫有关的事，都是女人的过错。而对于淫而乱伦的秦可卿，她的判词却写道：“漫言不肖皆荣（荣府）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宁府）”。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点，同样可以追究到文化命题上。由上文可知，曹雪芹并没有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这类封建观念。只是程朱理学走入了极端，歪曲了孔孟之道，可是清朝统治者却把程朱理学定为国教，实行无人道的文化专制，才使得世道不良、庸风恶俗恣意横行。

因此，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说明，运用文化武器的统治者腐朽昏庸，才导致风俗败坏，情淫不分。在那个时代“治国平天下”作为男人的“正务”，与闺阁无关，正如“贞洁”是女人的本份，与男人的涉淫无关一样。就男人名正言顺的三妻四妾而言，即淫而不乱，便属适可而止，无可厚非。而乱伦却是不容许的。这，也就是秦可卿的丈夫贾蓉与王凤姐乱伦，在贾珍的淫威下，儿媳秦可卿（自小由充婴堂抱过来）与之乱伦，而曹雪芹推出“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的根本原因。

从情感与文化命题的角度引申之，即以“治国平天下”作为“正务”的男人，如今却是甘为庸人驱制，不见刀枪搁颈，便真以为逢了太平盛世，是以不知“将来弃国于何地”（宝玉语），便浊臭不堪了；而女儿只宜恪守闺训，奉行孔孟之道一类封建礼法。如果违背孔孟之道，在程朱理学的文化桎梏下虚伪矫饰，堕入淫坑，追名逐利，劝婿封侯，那么，你就不再是“清净洁白的女儿”，而是陷入“国贼禄鬼之流了”（宝玉批判薛宝钗语），因此“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宝玉）入仕，他便深敬黛玉”。

所以，“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的浪荡子柳湘莲，却敢于名正言顺、正言厉色地指责宁府，借以鄙薄尤三姐，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面对此情此景，宝玉只感尴尬，“满脸通红”，竟毫无回击的理由。（66 回）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淫并不是男人浊臭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腐朽统治者文化专制的必然产物——庸风恶俗的一片枝叶而已。

三、木石前盟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以孔孟之道一系列封建礼法为道德准绳的象征体系。宝玉原是女娲补天所剩的一块石头（即泥作的骨肉），叫神瑛侍者。林黛玉是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灌”绛珠草而养成的灵体（即水作的骨肉），叫绛珠妹子（1 回）。他们的入世，意愿是完全不同的。

神瑛侍者，因为自认“无材补天”，有一种被遗弃感（实际上是暗示有补天之材而无补天之份），所以自怨自艾。听说凡间号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意欲去享受一番。他入世后，才知道这个世道原来并不是和想象中的世界那么圆满、洁净，恰好糜烂、腐朽。所以，最后他幡然醒悟，以出家了局，而绛珠妹子入世，是为了报答他的“甘露之恩，”意在报答。虽知这个世道腐朽！为报恩也情非得已。可见，林黛玉是一位“先知”。她早就知道这个世道腐朽不堪。

林黛玉号称“潇湘妃子”，是“水做的骨肉”的“绛珠仙子”，且其判词上，一圈玉带闲置林中。

（如果只认为玉带取黛玉之名，林木只取姓林之意，未免拘泥）。玉带实际上象征她是真正的大丈夫，远胜于仕途上的臭男人。正如她在《五美吟》中所说“岂得羁縻女丈夫”的咏志之义，名为咏人，实为怜己。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表示：宓妃——潇湘妃子——水之神——水作的骨肉绛珠仙子——玉带的象征体——贤臣。依此，我们可以认为林黛玉这位“女子”乃是一位贤臣。

那么，林黛玉的“贤”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从上文谈到的文化命题上看，原来她的贤，不过是表现在严格遵守孔孟之道约束闺阁的一系列传统道德和纲常礼教上。

她母亲死后，林如海鉴如黛玉不便，欲送其入外祖母家。她虽不愿，到底还是从了。岂非 “在家从父”？

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3 回）“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的封建淑女形象跃然纸上。

对“男女授受不亲”之类，林黛玉几乎信奉有加——

“林黛玉将宝玉的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涎皮赖脸，连个道理也不懂”（30 回），什么道理？封建闺门之礼而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步也不愿背离。“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半点意思”（82 回）。

虽然体弱多病，她的针线女工之类却丝毫不差。她为宝玉所编的香囊，“虽尚未完工，却已十分精巧”（18 回）。

在她的落寞无法排遣时，她自制了一把琴（18 回），并且有“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之论，处处谨遵贞女信条，甚至到死还表白自己的身子是干净的。（98 回）

大观园嘲笑刘姥姥的尖酸刻薄，更是充分体现了她的尊卑贵贱分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而这恰恰又与宝玉合拍。

那么，贾宝玉又是如何以一位“明君”的姿态出现的呢？是不是一开始，宝玉就十分明了造成社会污浊不堪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统治者的昏庸“浊臭”呢？他的“明”表现何在呢？

首先，从文化命题上看，贾宝玉作为“明君”，最主要的还是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的腐朽，逐步认识到对一种学说，决不能原搬照抄，死搬硬套地用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而要运用智慧的目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是统治者可取的态度。宝玉的“只除了‘明明德’外无书”。林黛玉即时纠正，“不可一概抹倒”，后文宝玉中举，更印证了林黛玉语言的正确性和她在宝玉心中的份量。因此，贾宝玉唯一对林黛玉清爽的原因，也就在于林黛玉是遵从孔孟之道淳朴古风的唯一代表。这也说明孔孟之道便是宝玉这位“明君”所理想的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政治文化武器。

而昏君是不可能辨别的，因此社会黑暗的主要原因在于运用程朱理学作为社会的“绝对价值”，而根本原因正是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宝玉最终与统治者势不两立，出家还原成一块石头，喻望有朝一日“运生”之时，可称天意，有幸成为一位理想君主而去“补天”而已。

在情的掩盖下，我们可以看到，大观园里，宝玉号称“绛洞花主”。主者，君也，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说他是“古今天下第一淫人”，但其淫为“意淫”，并把自己的亲妹妹可卿与之缱绻（5 回）。而大观园里，宝玉便表现了一种十足的痴态。本来，照辈份，可卿的弟弟秦钟，应该称宝玉为叔，可宝玉却坚持以兄弟胡乱道之（9 回），到抓住秦钟与女尼智能儿得趣一事之后（15 回），似乎才与可卿梦中之乱两讫了。这就是一种极显明的“明”，是为情而非淫乱。与上文所述的昏君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秦可卿说：“喜怒哀乐未发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按林黛玉与贾宝玉不避嫌疑、锋芒毕露的爱情，可见黛玉与宝玉完全是以情相交，并且至死不悔的。联系其象征意义，可以说林黛玉的消逝，与其说是为了一个心上人的爱情专一而死，不如说是为了一个洞悉了现实污浊而不再同流合污的“明君”而死，她死前充满痛惜的“宝玉、宝玉，你好……”。其含意是十分深远的。对这个丑恶世道的无可排解的失望和怨恨，对这个所谓“大舜之正裔”（宝玉语）尽醉尽浊而独有的“醒者”贾宝玉的优虑与期望，遗恨无法鲸吞！这句话深藏未尽的略语应该是：“宝玉、宝玉，你好—自为之……”如果不是这样，就失去了这个典型形象——“第一夫人”的意义，林黛玉的悲剧，只不过徒有可悲可叹，独善其身之谓了。一言以蔽之，林黛玉对宝玉是刻骨铭心的。是喜怒哀乐不自禁地随情而发的，并不是个性的自然流露。

宝玉对林黛玉的情，也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宝玉的情是由稚情进一步向理智之情发展的，正如他对众女儿的认识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一样。

宝玉点头叹道：“……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32 回）。

正是这种种情的铺叙性描写，才是作者生恐读者误解其本来用意的关键。

因此，宝玉这位“绛洞花主”，乃是护花之主，因情相从，众女所愿的，与昏君的“不仁”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贾雨村所谓的“大仁”，即红学家所谓的“博爱”。同时，也是《红楼梦》所谓“大旨谈情”，“意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意，而不是性压抑的结果。显然，贾宝玉虽然在“女儿”面前自惭形秽，到底不是“臭男人”。

由上可知，“木石前盟”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的象征体系。也可以说是以孔孟之道为道德准绳的文化体系，同时，还可以说是与“浊臭”统治者相对立的政治体系。它所理想的立足之地便是“大虚幻境”。

其实，在关于贾宝玉为君王一点上，周汝昌先生早已作了阐述：“如果仅此一段‘鞋话’，那还是单文孤证，不足为凭。紧跟着，五月初的一天，清虚观内，张道士就发出了一篇‘奇言’……单单在这个‘四月二十六’，出来了一个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大王’的圣诞！两次‘饯花’皆在宝玉生辰四月二十六，昭然若揭矣！”[3]

四、薛宝钗象征程朱理学的代言人，文化专制统治的“浊臭”维护者

程朱理学使社会导向无所适从，作为个体的人便敷出种种虚伪矫饰。“金玉姻缘”主角之一的薛宝钗，更表现得十分鲜明。

探春曾把朱子的《不自弃文》认为是“虚比浮词”，当宝钗反驳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义，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骂我自己不成？”（56 回）

这说明，薛宝钗是深知程朱理学与孔孟之道的文本条框的。但是，只要顺应现实以程朱理学约定俗成的当权者的意志，名利是唾手可得的。这便是“识宝钗小惠全大体”的名篇。

宝钗知道，要操纵贾府，就必须掌上宝二奶奶的“大印”，而林黛玉是贾母的亲外甥女，且婷婷有儒雅之风，在精明世故的宝钗眼中，林黛玉是无比出色的。只是，林黛玉的不同流俗，未免成了死板拘泥的“洁身自好”的对象。假如贾母王夫人一类人，都能够遵从孔孟之风，不随腐朽社会风气合污的话，林黛玉无疑是薛宝钗爬上宝二奶奶“宝座”的最大障碍。于是薛宝钗表面上豁达大度，“大得下人之心”（5 回），暗地里，却处处施展她的心计。为了孤立林黛玉，骤然设计了“滴翠亭杨妃戏彩蝶”的闹剧（27 回），为了笼络黛玉，她以“蘅芜君兰言解疑癖”（42 回）以及寄书予“知音”（87 回）等狡诈手段，骗取黛玉信任，使其乖乖就范，走入自己设计的圈套。

最后，当宝玉出家时，宝钗大论“赤子之心”古人谓“忠孝为赤子之心”。其实，在宝玉眼中的统治者，正是匈奴一般的“小丑”，有忠君思想的的“大舜之正裔”，正是迂腐不醒、浊臭不堪的别名。所以宝玉惟独赞成宝钗所说的“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才认为“不离其宗”（120 回）。

事实上，薛宝钗并不是不知宝玉与黛玉爱情深笃，她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宝玉是无权自择的。所以，她对宝玉完全以“冷处理”，处处“避嫌”，以致刚愎自用的王夫人，就因袭人进谗而疑黛玉，对她却没有半点猜忌（28、34 回），甚至贾府的最高权威贾母，也莫不握在她的掌心，以致当宝玉料想贾母会称赞林黛玉时，贾母竟说：“……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25 回）

宝钗终于作了掉包计的直接受益者而铲除了劲敌林黛玉，遂了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轻云”的夙愿。揭开头盖，一片坦然自若、心满意足的神态。

根据秦可卿的“喜怒哀乐未发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的观点，宝钗并不是以情感获得宝玉这位“明君”的，试看宝玉挨打后——

（“    宝钗）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刚说了半句，自悔说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而林黛玉竟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34 回），痛爱之情，毫不掩饰。

可见，宝钗对宝玉的“情”，实际上并不为“情”，只不过是所谓个性的自然流露而已。与“贤臣”林黛玉相比，显然薛宝钗是一位专事钻营讨好、投机取巧和以程朱理学作为国教禁锢诸生的专制统治者臭味相投的“奸臣”，与官场浊臭男人完全是一路货色。因此“金玉姻缘”体现了一种“明君”被“奸臣”蒙骗的过程。所以，“金玉姻缘”象征了一种“君臣”的“不义”，暗示了宝钗不过是程朱理学极端思想的沉醉不悟的“国贼禄鬼”，与“深敬黛玉”、祟尚孔孟之风的宝玉是并不相容的。与“木石前盟”正好相反。

五、《红楼梦》中的三个世界

一是现实世界，一是神话世界（即女娲补天、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及西方灵河三生石畔），一是理想世界（梦幻世界，即太虚幻境），兹述理由如次：

神话一般是依据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认识不足解释不清时产生的种种宿命论思想。而太虚幻境则不同，它不属宿命论的范畴，它不过是作者为艺术而艺术的虚构。这个梦的世界，既不是古人包含迷信成分的释梦说一类，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梦析，它有作者特别的目的。

贾宝玉这位明君，这位被神话世界遗弃的石头，因补天多余，所以没用，并不是石头有什么缺陷，但因有了灵性，所以自怨自艾，在僧道的引带下来到凡间（即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并不是他想象的这么美好，在目睹和亲历了这个所谓“浊世”的种种悲惨遭遇之后，最终以出家了局。

但他在现实世界里，梦见了一个专司人间风情月债的太虚幻境，这正是他的理想世界。梦中，警幻仙姑指引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并将自己的妹妹秦可卿许配与他。这与宝玉在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现实世界里，正是以程朱理学为国教实行文化专制统治。所以宝玉言辞非常激烈地进行批判。“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混编撰出来的”。自己作为贵族之家的男人，却最厌峨冠博带，将官场男人认为是臭男人，从不愿来往。这么说，那些在自己身边的美丽女子，嫁与了这些人，就不管你是候门的小姐，还是贫民的丫头，便都受了污染，也变浊臭了。独林黛玉与嫦娥一般，“险些与人为配”，后来有幸未嫁而逝，“质本洁来还洁去”了。

于是，这块在神话世界被遗弃、现实世界又无可奈何的有了灵性的石头，就出家（离世），还原成一块顽石去了神话世界（大荒山表埂峰无稽崖），而真身（生魂，即石头的灵性）却入了太虚幻境。这个不俗的石头贾宝玉，就是太虚幻境未来的君主，其皇后便是不俗的潇湘妃子、贤臣林黛玉。这里完全是以孔孟之道为治国化民方略、民风淳朴、“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理想之国。

所以，那些在现实世界有反抗精神的女子，全部入了太虚幻境。鸳鸯、凤姐、秦可卿、尤三姐、林黛玉、晴雯等等。这就是太虚幻境与神话世界的区别。

例如秦可卿这么出色的女子，在现实世界里，却被弄成了淫妇，即离孔孟之道十万八千里，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她曾托梦与凤姐如何持家，又告诫鸳鸯如何识别情与淫的分界，但生时以致死后，皆无半言对丈夫贾蓉、公公贾珍的导劝。

王熙凤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但因为生在这样的世道，使得她唯利是图，荼毒生灵。倘若给以孔孟之道教化，她断不致如此。例如，为了取悦贾母的效戏彩斑衣，就是孝顺的表现。

所以，宝玉曾教其女儿巧姐读《女儿经》、《烈女传》等，这就是明证。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这个众星捧月式的“明君”贾宝玉，有时竟与鱼儿、鸟儿说话，自叹须眉浊物。原来正是神话世界时山川灵秀之气未能钟于“大仁”（冷子兴语），却让浊气侵蚀，天地生人，以至于现实世界出现了“大恶”的“圣上”，这便是真正的 “应劫而生”的浊物。所以，这块落在大荒山无灵气所钟而又有能力“补天”，最终却因女娲补天多余而被遗弃的石头，虽有“明君”之才而无君主之份，只有无可奈何、自怨自艾了。

至此，《红楼梦》三个世界已十分明了。其中现实世界就是剖析社会黑暗症结的主刀，“圣上”所在（即贾元春所谓的“不得见人的去处”）为一个大朝廷，贾宝玉所处的大观园为一个小朝廷，小朝廷是“大舜之正裔”统治的朝廷。由于“内囊尽上来了”（冷子兴语），不可能偏安一隅，终于被大朝廷摧毁。

大朝廷隐指大清。《红楼梦》中薛宝琴所说的“真真国的女孩”（我已撰文认为即隐指女真，清人的民族称谓），有一首诗：“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呤。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朱明已昨，清国在今，月无今古之别，正如古人认为人或物的相近相依，世易时移，自有缘分的深浅一样。汉（汉唐）这是诗歌上的借代。

据载，宋代词人柳永有《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相传 160 年后，金主完颜亮之所以大举南侵，就是有慕于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当时南宋建都临安，即杭州）。故南宋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可以说，不论《红楼梦》版本有多少，但都不会游离于这个框架。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最高统治者的浊臭，导致整个官场浊臭甚至波及闺阁的黑暗腐朽以及清爽女儿的象征性可知，《红楼梦》并不是女性的颂歌，作者不过是承袭传统文化作了一个大隐喻。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鄙薄汉族权贵以及依附权贵之徒的不智不明、隐射清朝统治腐朽不堪的政治讽刺小说。这才是《红楼梦》所要阐述的症结所在，即《红楼梦》的思想内涵。

从上文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昏君运用文化武器与“明君”运用文化武器，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红楼梦》反的是非“大舜之正裔”的昏君，而不是反封建。他并没有把“大厦将倾”看成是封建王朝的必然地彻底灭亡。而是期待一个汉唐盛世般的“大舜之正裔”大治的新的封建王朝再度出现。

上述种种，显然，曹雪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卫道士。下面再举两个小例子，来更清楚的说明。

1、戏子的地位

蒋玉菡作为一位出色的优伶，曾逃出忠顺王府，似乎与昏庸的贵族王爷背离，是以宝玉非常满意，屈尊与之交往，但蒋玉菡卑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提高！

一心向往作宝玉之妾的花袭人，最后却嫁给了蒋玉菡，令人十分讳解！但我们在分析宝玉在厌倦袭人的阴私谤诡、诤劝宝玉亲近仕途，为了保住自己在贾府长此以往的位置，不惜在同类中制造冤假错案的把戏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按曹雪芹的观点，袭人的卑鄙行止，与低贱的戏子正相般配。

当时戏子的地位低下，书中几次提及，而曹雪芹从未将戏子的地位提到什么高度，反而描写林黛玉因心直口快的史湘云无意说出小戏子与她相像，就气得无可如何（22 回），无所不为的游侠浪子柳湘莲，因薛潘把他当作优伶一类，很是生恼（47 回），不仅如此，宝玉还把小戏子芳官扮得不伦不类，当作汉唐时的外患匈奴人玩耍作戏（63 回）等等。

2、世法平等

这是贾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妙玉这几位贵族小姐逗趣争茶时提到的一句话（妙玉原为世家小姐，以后才出家）。他的所谓“世法平等”，乃是在封建阶级的角度而言，即在贵族阶层而言，而决没有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意识。虽然宝玉在丫环面前“作小服低”、 “体贴有加”，这决不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而是为了突出宝玉怜惜下人（宫女）的所谓“大舜之正裔”的明君思想。按孟子之言，即“与民同乐”，爱民如子，表现他是一个爱心遍及人间的有情义的“明君”，与书中描写的“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贾元春语）的“臭男人”（林黛玉语）—

—昏君，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说，“世法平等”，根本没有人人平等的公平意识，不过是同一阶层上的“一视同仁”。说白了，就是贵族与贵族平等，奴才与奴才平等。奴才给贵族效劳时，贵族要好好笼络奴才的心，不能厚此薄彼。这才是曹雪芹“世法平等”的内在含意！这才是曹雪芹平等的庐山真面目！这里，姑且论之为封建的空想平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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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引自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见《红楼梦学刊》1991 年第 2 辑。 [2]见蒋和森《红楼梦论谈》。

[3]见周汝昌《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本文作者陈志龙，系中国早报社湖南中心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