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智敏

当我在这商潮汹涌澎湃，深感靠写作根本无法养活自己而从一个纯文学杂志跑到一个社会综合性杂志当广告业务员的时候,名叫田冲的小伙也正放弃他原在的一家拿稳当当固定工资的报社而应聘到这家杂志从事广告业务了。

这之后,名叫田冲的小伙便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尽管我们都从事广告业务，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话题，这倒不是我们都保守秘密，怕对方比自己多赚了钱，而是我俩还有一个更值得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就叫“文学”。

我常常想,要是我俩之中有一个不是“文学”的情人，那么我俩的交往也可能中断。最起码，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频繁地接触，不断地交流。所以我说，“文学”才是我与田冲交往长久的纽带。解读田冲，自然不能不从“文学”说起了。

话题追溯到1990年7月。那时我从商洛一个县高中高考落榜而到商洛地区七县最好的中学——商州中学去复读高三时，田冲也正从他家乡黑龙口一所中学以与我相同的原因“走到一起来了”。商州中学那一年高三文科的补习班是一百零七名补习生。这中间也有一些因志愿没报好分数够了却没有被录走的“不幸儿”,我们俩个在这一百多人中根本不算什么。

补习班在一个六间房的大教室里上课,田冲比我矮些，坐第二排；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田冲,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因此我那时下课开田冲的玩笑，他只能干急。打我，他个头没我大；反击，又没有根据。我坐在后面，可以杜撰许多“故事”耍笑他：比如说他给他同桌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子干什么差事，尽量说得他脸红脖子粗又拿我没办法的时候为止，让他恨恨地再去上课便离那女孩很远——这事一直持续到我因近视面调到与他同桌时为止。

因为在爱好文学这方面，我俩“臭味相投”，坐到一起，我们便“狼狈为奸”把个文化课不当回事了。我们先还总结头一次高考失败的教训，后来便总结咋样投稿才能中的经验了。那时，小个子田冲经常在县广播站投稿，并时不时会有钱不多但张数不断的稿费单寄来，这让高他一头的我实在不服气，但是我再努力，钱还是很少光顾我，倒是我俩的友情与日益深。我记得，那年我们创办了一个文学社,我个子高,当社长,他个头矮便甘当副社长，每每周日不补课了,回家的回家，谈恋爱的谈恋爱,唯有我俩带领自己招收的一些“徒”在讨论文学,并且省吃俭用油印一份小报《雏鹰》。

但是我们那时不懂法律,尤其是不懂89年6月以后颁布的那个《社团登记法》。我们策划以文学社名义搞的一次全市性文学创作讲座因事前没有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布告一贴出去,公安机关便宣布为非法社团搞非法活动了。后在多方努力下，讲座活动如期举办，但一下子800余名报名参加讲座的文学爱好者仅仅去了160个。而且活动一结束，我与田冲便相继去公安机关交待事实。因为不懂法但无不良动机，这次活动没有造成什么恶果，我俩分别接受了“批评教育”后又回了学校。这一弄我们一下子在学校出了名，全校师生没有人不知道在补习班文科高三一高一低两个弄文学的人被公安机关开着摩托叫去了一回。而且这一回也让我们见识了法律的权威，以至影响到我们以后去做事总先是问“合不合法”。

只是，这，并没有让我俩这执迷不悟的小青年惊醒，记得我们在一块谈的最多的还是文学而不是什么政治、历史或地理。这种本末倒置地做法导致的最后结果是91年8月在商州中学校门前出的那张被录取上大学的红榜中找不到我们俩的名字!不久就知道，我们那条船上有89名上岸了，考到了不同的大学；而我俩是落水者少数中的两分子。也因此，让几个对我俩“恨铁不成钢”的老师在“骂”我们的同时，也少不了要“骂”两句“文学”。因为我那年正好是补习班的班长，经常点名的结果使我把这107人的名字记得比历史书中考试要考的人名熟许多；而痴爱文学的心思又让我非常之敏感且善于捕捉素材，一年之后，我们那帮同学谁回农村结婚生子去了；谁去大学继续“考验”了；谁中途改变追求方向而另有所爱了……全变成我笔下的故事成了“作品”。而我自己则在再一次的落榜之后走上了边打工边自学的业余文学创作路。田冲比我有能耐，继续攻读，终于在一所大学上学了，虽然学的是财经而不是他希望考取的文学专业。

在田冲上学期间，我四处奔波，我们联系不多，但我们均互相关注着。只要碰上相关的人，我们都会相互询问对方的情况。我就清楚地记得，田冲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商州一家信息单位干，后又到市委创办的一份机关报去当记者了。再后来自费到西安，在《陕西日报》举办的新闻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便跳出了商州。

那时候,我已在西安混了一年多了。一天，田冲背一床铺盖去我的住处找我,说他招聘到一家报社搞校对工作了，工资是每月固定400。我听了很高兴。田冲文学功夫比我硬,他时常能从我写的稿件中找出错别字来，我想搞校对适合他。田冲希望我能提供一个住处，因为他才招聘的这家报社不提供住宿的房子,当时我正好有一间小房子暂时闲着，于是我们在两个不同的报刊社干着，心里却想着能到一个更赚钱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来自山里，我们的家乡都不富裕。我们还要接济家里。如果你注意到了97年元月份的一些陕西的报纸，就能知道，只要一扶贫，不是他家的韩峪川，就是我的老家白沟。

后来我们便先后跳槽到新创刊的一家杂志社跑广告。我们从91年8月分开了,七八年没在一块共事了，这回可以重操旧业,而且不再怕因为爱文学而失去什么,我们共同编书,体会到了团结战斗的乐趣；更自主创作,体会到了孤军做战的自由。这期间，无论谁发表一篇文章都会让双方高兴。对其得失做一次重新评价，直言不讳。

田冲爱好广泛,自然比我的路子宽广许多。我开始谈恋爱那阵子写过一些诗，但比田冲补习期间给他那个心中的姑娘写的诗差许多，因此我放弃了习诗后,田冲爱诗仍不减当年。他不只爱现代诗，还喜古体诗，一次拉我去参加一个大多是老头、老太太参与的古诗词笔会，其一首古诗词还获了个奖，这让我自叹不如。田冲常说，参与才能出成果，因此全国各地举办的诗词大赛不论收参赛费与否，他都能争取参与，往往就能摸个奖回来让我也跟着高兴两天。某一日，田冲在街上走，看到一个歌迷协会，竟拔电话联系，我以为他又想学习唱歌，不想他说要给人家写歌词，对方一听挺高兴，连我这不创作歌词的人也随着去联欢了一次。

写小说是田冲这两年主攻的一项。田冲写的小说比他人幽默。我记得在补习高三那年，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叫《恰同学少年》,终因主题太窄,仅是以写校园生活为主的，未能发表;而现在,他生活阅历更丰富了一些，其笔法也老道了许多，他创作的小说作品也往往能让人一读过目不忘了。而且他能把自己生活的一些感受写入文章，让人在忍俊不禁中得到一些启发。去年他的 BP机在西安被人抢了，他去公安机关报案，公关机关询问线索，他便很认真地说:“他抢我的时候抓过我的包和手臂，我一直保护着这些指纹没被破坏。但人家只是笑笑，他提供的线索没能抓到抢BP机的人,但为此他写的一篇小说《女贼》却风趣幽默。特别那一段报案者与公安人员的对话，真实而逗人。他说，如果不是那一次去报案，他真是想不出这一段对话的。似乎那2000多块钱换回的这几句话值得似的。

有次田冲左脸上长了一颗青春美丽痘，他抠了几次，竟感染了，他不得不去看医生。因为田冲身体一直很棒，吃药打针的机会很少,照他的话说，有十余年没让针在自己身上扎了,而这一回不行。医生说不打青霉素，感染就更厉害了，到那时脸也会肿的。田冲想到脸肿了，形象就破坏了,他几个说了半截的广告客户就有可能泡汤,因此痛下决心地去打针。但做了皮试之后，竟伸出胳膊让人家打针，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男男女女的面露屁股。这一篇小说《看医生)写得让人摔腹,而其中体验的真实性正是文章的灵魂所在。如果没有这一次的“打针”,恐怕就没这篇小说吧。

当然由于对爱情的渴望，他想象中的漂亮姑娘光临他的书房的好梦虽未一时成真,但那一种独特的感受写入文章中也让人惊异不已。读田冲的小说《不速之客》你不能不为文中的姑娘飘然而到而感到心旌摇动。

田冲现在跑广告的收入比他原来干校对时要多得多；这工资虽然月月不平均，但累计下来还是划算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需要天天坐班,固定客户交上了，还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占了主导地位。我常常去田冲的住处，总见他爬在桌上用一根圆珠笔排列文字。他一直喜欢用圆珠笔创作，我发现那空芯的圆珠笔芯已有好几把。这或蓝或黑的圆子油换回田冲或凝重或风趣的诗文，这一根根笔油也呈显出了其光彩。

关于文学的话题之后，我们也谈以后的打算：比如改善生存环境要多赚些钱等等；也谈以后要找个什么样的女子做老婆；再没有上学时候把爱情想得那么天花乱坠了。田冲有时似真似假地说他准备打个征婚广告哩，再过几年就三十了，再不找个对象总不是事；我便问他条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说“爱好文学”。这时候，我嘴里不说心里却急了，他找那样一个女子做老婆，有共同语言了，还会与我讨论文学么?于是便极力反对他:找一个支持你的就行了,找个爱好的，都去写稿，谁做饭洗衣服哄孩子?田冲便振振有词地说:“不爱好谈何支持?那样一阵子支持你，一阵子发脾气了还不把你的手稿撕的到处都是。”我一听知道他主意已定，便不再劝他，决定先来个先下手为强，尽快找一个有文学细胞的女子谈文学，以免让田冲某一日抛我个措手不及。

田冲与我都是从商州蹦出来的文学青年，我们年龄相仿，在同龄人中就我俩交往时间长，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学”。我解读田冲，想从文学谈起，但因为相处太近了，反而不易看清，解读难免粗漏，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叫田冲的小伙不是一般的小伙，他那不断换新的圆珠笔芯一定能为其戳出一片光明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