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星忠

今天是2025年1月2日，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九十年前的今天，中央红军在余庆县大乌江镇廻龙场渡口，打响了强渡乌江的第一枪，率先突破国民党黔军构筑的乌江防线，成功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剿”部队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

强渡乌江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战斗意志，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红军开始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伫立在乌江廻龙渡码头，触目所及，乌江河畔，青山肃穆，绿水含悲。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让我们把思绪回溯到九十年前，血战湘江、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强渡乌江、遵义会议......遥想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长征出发·伟大的战略转移：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了100万的兵力，200架作战飞机，甚至出动了德国山炮和装甲车，以其中的60个师和28个独立旅，约50万人的兵力和大量的飞机和炮兵，分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红军约为10万人，面对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差距并不比前四次大，其失败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兵力少、装备差、后勤弱，而是战略战术出了大问题。当时，执掌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一味盲目听从外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受“左”倾路线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他们无视战场情况，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地照抄照搬苏联红军的经验，命令中国红军和地方武装对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不得丢失根据地的一丝一毫，采取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与国民党军队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导致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敌军对中央根据地，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数十万群众被杀害。整个苏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虽给国民党军造成大量杀伤，但是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

当时，中央红军总部将此次行动定为“突围行动”或称为“长途行军与战斗”。据有关资料记载，“长征”这一名称最早是在1935年5月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提出的。1935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发表了题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社论中也使用到“万里长征”一词。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中央红军共计8.6万人，分成三路纵队陆续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雩都（今于都）而去。10月17日，红军在雩都渡过贡水；10月25日，从坪石、大塘埠渡过信丰江，突破设置在赣南安远至信丰间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此后，中央红军继续采取“甬道式”行军队形，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11月15日，攻占道县，渡过潇水；11月28日，中革军委从文市出发渡湘江。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发起湘江战役。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经过浴血奋战，殊死搏斗，红军虽然突破湘江封锁线，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次战役，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有诗云：“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193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经过顽强鏖战，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于1934年12月来到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境。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1934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之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遭遇空前损失。未来行军方向如何，牵动着每一位将士的心。

前路茫茫，出路何方？是转兵敌军军事力量较弱的贵州，还是按原定计划直奔湘西？当时，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数十万敌军早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布下口袋、设下圈套，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就要来临。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后，来到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境。12日，中央在通道境内的恭城书院，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12日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重重包围圈。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通道转兵”时指出，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通道转兵，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得到比较一致的尊重和响应，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由此开启。通道这座湘西小城，被很多人誉为党和红军的“转运之地”“转兵福地”。通道转兵之后，绝处逢生的红军自此走通道路，开始处处有“通道”。

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序曲：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接连突破黔军多道防线。1934年12月14日，红一团击败驻守黎平城的黔军第四旅周芳仁指挥第七团和民团，敌军稍作抵抗后，即溃逃城南南泉山，红一军团二师随即攻占了黎平县城。15日，中央红军右路纵队击溃驻守锦屏县铜鼓的黔军十五团，占领该县城。烽火映边城。黎平作为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因此又被称为“曙光之城”。黎平会议是长征伟大转折的序曲。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德凤镇翘街80号），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参加黎平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因病未出席。

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正式否决李德、博古错误的战略方针，政治局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进入贵州、向北进军、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根本上实现了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遣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签署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决定，规定中央红军于12月底，右纵队占领施秉县，左纵队占领黄平县的任务。黎平会议确定新的战略转兵的方针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直抵乌江南岸。12月20日，红一军团占领剑河县城；12月25日，红一军团攻占镇远；12月26日，红一军团占领施秉；12月28日，红三军团占领黄平，随后占领瓮安。

攻占余庆·首进遵义的县城：1934年12月25日，中央红军右路纵队一军团十五师，在鼓楼坪及镇远卫城击溃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占领镇远县城。中央红军占领镇远县城的第三天，即是12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一师接到命令，在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参谋长聂鹤庭的率领下，前往余庆并抢占县城。

第二天，12月28日晨，中央红军经施余大道，从沙子坡下山，源源不断地进入余庆县城，成为了中央红军占领的遵义地区第一座县城。驻余庆的国民党“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部宋华轩团溃散部队向遵义方向逃窜。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12月24日、25日、27日，国民党余庆县长王天生获悉中央红军将入境，于是将关押在县城里失散被俘的113名红军战士，分别押往大乌江关塘木岔、龙家万丈坑、松烟麻窝洞进行残忍杀害，真是壮烈三日的悲情显影。红军攻克余庆县城之时，国民党余庆县县长王天生率地方武装正在乌江北岸布防；余庆县府的几个科长早已逃之夭夭；土豪劣绅纷纷东躲西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入余庆县城。当时，进入余庆县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军团（缺二师）和第九军团，第一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第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政治委员是蔡树藩。

红军一进入余庆县城，就将部队分散到城郊各乡村打土豪，筹集粮草，支援大部队过境。同时，红军还在县城对群众开展宣传，一面宣传革命道理，展开社会调查，摸清余庆各阶层的情况；一面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当天中午，王天生悄悄带着县保安队及部分地方反动民团，由乌江折返县城防守，当行至距县城30华里的小腮时，得知红军已占领县城，即如丧家之犬，带着反动武装逃往敖溪区署设立国民党余庆县政府临时办公处。驻扎在敖溪镇的国民党黔军川南边防军欧团的“保护”下，赶紧派丁、筹款，集乌合之众到乌江边堵河。为了大造其江防声势，许多群众连枪都没有，也被赶到乌江边打“和声”以壮声威，企图阻止红军渡江。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时光不语，历史有迹。1934年12月28日，左纵队的右路以一军团二师四团为前卫，经黄平县梭洞进入瓮安县蔡家湾、老坟嘴，再经观塘、擦耳岩、各水坝、陈家寨、金竹庄，于29日占领瓮安猴场。

12月31日，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素白，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准备强渡乌江，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是日下午，在瓮安县猴场宋家湾，在一位名叫宋泽生富商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猴场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的重点是红军的行动方向——是强渡乌江、进军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还是掉头东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未来的道路通往何方？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否定“左”倾领导人提出的“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言论，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提出：红军必须“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主力部队之一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要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才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全体红军指战员要坚定作战意志和胜利信心，反对逃跑倾向和偷安情绪，以艰苦的胜利的战斗创立新苏区。”《决定》要求“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决定》责成书记处和军委加强对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领导和联系，使之努力配合中央红军的反攻。《决定》特别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猴场会议再次肯定了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猴场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大会议。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猴场会议为强渡乌江战役下了最后的决心，中革军委为确保乌江战役胜利做出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会议当晚，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进抵乌江南岸瓮安江界河、余庆廻龙场、遵义茶山关。

渡江侦查·强渡乌江的准备：1934年深冬的余庆，冷气逼人，严寒沁骨，气氛和天气一样萧杀。1934年12月28日，红军攻占余庆县城后，于当日下午，担任右路纵队强渡乌江任务的是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当天下午就派侦察连的李连长带着部队，紧跟在溃逃敌人的身后，经小腮赶到龙溪宿营。

兵贵神速。12月29日早上，李连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从龙溪经凉风哨率先赶到乌江廻龙场渡口。来到乌江边，看见乌江两岸悬崖绝壁，好似刀削斧劈，江宽水急，波涛汹涌，真是乌江天脸，名不虚传！江水滔滔，寒风凛冽。在乌江岸边，到处可见敌人刚修筑的防御工事，但没有发现敌人的目标。为了摸清北岸敌情，李连长用手枪向北岸放了一梭子试探。顿时，对岸的敌人从几处暗堡开枪向我军还击。李连长摸清对岸有敌防守后，一边指挥继续侦察敌人火力点，一边派人沿河搜寻渡江船只。早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湖南通道时，蒋介石见我军有向西南进攻的势态，即令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调兵遣将，严加防堵。王奉蒋命，急令二十五军副军长、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及其将领奔赴贵阳策划设防，堵击红军进军黔北，决定由侯之担部担任乌江江防之责。正当侯之担接受命令之时，中央红军已进入贵州。因此，侯之担在遵义至思南数百里地段上构筑所谓乌江联防线，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碍红军向遵义前进。

侯之担接到布防乌江任务后回到遵义，立即召集其旅、团长研究江防计划，着手部署兵力，以其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瓮安猪场（今珠藏）；以教导第一旅旅长刘输吾率两团为右冀，驻守尚稽、茶山关一段；派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率两团为左冀，驻守袁家渡（今沿江渡）；侯之担还将以前调往过江的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两团撤回江北为其中路，驻守在江界河、孙家渡一带。王家烈对此仍不放心，唯恐有失，又增派其嫡系万式炯的黔军第八团驻守湄潭，担负箐口、红岩一带的防守任务，同时与易少荃部的防地相互衔接，余庆廻龙场一带的由万式炯部的刘彬如、吴子云两营负责防守。

12月下旬，敌军在各地强抓民夫，在乌江廻龙场渡口对岸的老鹰岩、野猪塘、王家岩、构林坳等十多个山头上，夜以继日挖战壕、筑碉堡，并将沿江各渡口的渡船拉至对岸，沉入江底。敌人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沿乌江百余里的各渡口工事，已构筑得相当坚固。他们自持“重迭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更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长途转战，日夜跋涉，疲惫之师，定难飞渡。同时，也不敢大意，再三命令各部：“奉令防堵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冒着凛冽的寒风，寻船的红军战士在乌江南岸，上下行走了数十里，始终没有找到一艘可以渡江的船只。当晚又赶回龙溪宿营，向驻扎在余庆的红一军团一师汇报了乌江侦查情况。

1934年12月29日，红一军团一师在余庆县城的白泥万寿宫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报告了长征以来的军政工作，分析形势，传达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提出“打到遵义去，创建新的苏区！”，并作了强渡乌江，保证全军顺利到达遵义的动员报告。12月30日，红一师从余庆县城出发，前往龙溪的红军侦察连随一师部队又再次赶往乌江边，在余庆境内的袁家渡、粱家渡、马落渡、廻龙渡、沙湾等渡口进行侦察，寻找船只，摸清敌人的火力点。村子里别说没有船，就连一支木浆，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很难找到。渡船显然是不可能的，架桥也是肯定不行的，凫水渡河也完全不可能，对岸敌入居高临下，虎视眈眈。敌人发现我部即开枪射击，双方进行了一阵枪战后，红军沿江寻找渡船，无舟无筏，渡江不成，部队屯集乌江边。此时，王家烈电告蒋介石：“接湄潭万团长式炯电，窜余庆之匪约6000人，于全日（30日）由廻龙场乌江新老渡口各点，抢渡两次，均未逞。刻尚隔岸相持中。等语。”并称：“据此，该匪北窜渡江之企图已可证明。除以江北各部严为固守河防外，拟恳电令薛、周各纵队，约期由施、黄向瓮、余追剿，必能于南岸收聚歼之效。该匪狭诈百出，一旦渡江不成向西突窜，职当谨遵钧座谕旨，联络薛、周各军，竭力堵剿，勿任逃逸。若贵阳已无顾虑，则立率部尾追协剿，用尽全功。”同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在行军途中，向各军团纵队发来31日行动及其任务的电令：“今30日，我一军团（缺二师）及九军团到达龙溪、余庆、白塘之线，二师前进至猴场（今草塘）、陈家寨地域，军委纵队在老坟嘴、梭洞、王婆寨之线，五军团抵老黄平，三军团之四师进至朵丁关，主力尚在老黄平。”并指出：“明31日，我军团及军委纵队行动：一军团及九军团均应在现驻地不动，四十五团则由白塘开到余庆归还十五师主力，一师应继续侦察袁家渡渡河点，并向石阡廻龙场方向警戒，九军团则向施秉方向警戒，二师应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域，并侦察江界河的渡河地点。”“我一、二师应令其工兵连秘密收集架桥器材，并须准备多数铁丝。”

1934年12月31日，红军在岩门附近找到廻龙场渡口的老船工安清和，向他宣传为红军穷人打天下，为干人翻身求解放，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等革命道理。安清和在红军的教育和启发下，当即表示为红军渡江出主意，想办法。傍晚时分，安清和与7名红军战士不顾严寒，跃入激流中偷渡过江。约20分钟，敌人拖过去沉在江底的三只旧木船被安清和与红军战士拖回到乌江南岸。望着拖着木船走上岸来，周身冻得布满了鸡皮疙瘩，脸色发青的安清和，李连长内心实在过意不去，赶紧叫一名战士带在身上的一匹英丹布作为酬谢，递给安清和，被安清和执意回绝。

1935年1月1日，从清晨到中午，红一师兵分几路，在当地百姓安清和、赵子云、杨甲二、王义和、周金科等人的帮助下，冒雨在袁家渡、梁家渡、廻龙渡、沙湾等渡口组织力量实施强渡，并且还在廻龙场渡口用炮火向对岸敌人阵地、暗堡进行袭击，但效果甚微。外强中干的敌军将领们认为，虽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乌江天险”险要地势，但红军神出鬼没，足智多谋，力大不可测。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重重围追堵截，尚未能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赣江、湘江都打过来了、乌江也未必能堵得住，何况乌江沿线数百余里。乌江余庆段的大小渡口十余处，突破一点，全线动摇，以此兵力守江，除夷难定。于是，国民党黔军守敌也暗中打算，如若红军突破乌江，将部队一部分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拱卫川南。一部分敌军则退至绥阳、正安以避红军之锋芒，妄图待红军走后，既就近重占“失地”，也可保部队实力。守敌各自怀着保存实力的想法，因而无意坚决死守，不甘心为蒋介石充当炮灰。

强渡乌江·伟大转折的开始：1935年1月15日，时任《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在渡过乌江以后在第三版刊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写作时间是1月6日，是红军在到达遵义有了休整时间后才刊发出来。文章刊发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乌江，贵州省第一大河，是贵州人民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历来是贵州最重要的水上通道之一。乌江流域地势高差大，切割深，河床是板岩构造，一路川流在深灰色的玄武岩上，以流急、滩多、谷狭而闻名于世，水急滩连滩、十船九打烂，号称“天险”。

1934年12月31日，红军各部队照例召开新年同乐会，庆祝一年来取得的胜利，总结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并组织游艺会餐。由于此次同乐会是在强渡乌江战斗前夕举行的，为适应战争形势，这次游艺会餐仅在较小的单位中简单进行，且主要内容集中在战斗动员上。同乐会上，红军各部队报告和讨论当前的战略方针，宣传强渡乌江的意义。“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等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向各军团发来了关于偷渡乌江时部队不应小过一团兵力的电令指出：“据一师聂参谋长电，廻龙场对岸有敌一营扼守；二师函，江界河渡口对岸及珠场有敌约两团；三军团来电，孙家渡对河亦有敌。”并电令各部队：“按乌江以北为侯之担部约三团，决无法扼守沿江百余里的渡口，望分令各先头部队在规定的渡河点附近，必须找到另一渡河点设法偷渡。同时在原渡河点仍留部队伪装架桥，以迷惑敌人，以便能绕道从下侧后驱逐该敌，然后开始架桥。”电令还指出，“偷渡部队不应小过一团兵力，在偷渡河点应派兵扼守，防敌偷袭，并防其焚毁渡船。”同日，一军团军团部及十五师移驻龙溪镇和凉风哨，九军团驻扎在余庆县城。

1935年1月1日，密云微雨、冷风严寒。红一师部队从清晨到中午，冒雨在袁家渡、梁家渡、回龙渡等各渡口点实施强渡，并在廻龙场等地用大炮向对岸之敌进行轰击。是日，傍晚时分，红一师师部紧急磋商，决定由红一团作为第一梯队打前锋，红三团为第二梯队紧跟其后，配合红一团抢渡乌江。接到命令之后，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参谋长胡发坚以及一营营长孙继先、二营营长陈正湘、三营营长尹国赤等迅速聚集在一起，反复研究渡江作战方案，决定由连队人数多、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团二营二连率先发起抢渡乌江战斗。红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委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一团二营二连的连长是熊尚林，时年22岁，江西高安人，早年参加红军，曾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参加战斗，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翻开“红一团”的战斗史册，血战湘江、两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都有他战斗的身影，在长征途中他与另外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可以说是一位勇猛无畏、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与此同时，在激烈的枪炮掩护下，红一、九军团的工兵、步兵在乌江附近的村庄加紧收集竹子、木材、箩筐等物资，撤掉红渡村下屯一座城隍庙的方板、柱头，并在下屯杨诚斋家砍得合卡大的班竹二千余棵。这些架桥材料在红军一个接一个的传递下，很快送到了老渡口江边，接着红军紧张地编制着宽一丈、长两丈多的竹筏。一艘艘竹筏在强渡乌江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被敌人称之为“红军水马”。于是，红军是乘“水马”过江的传说不胫而走。当敌人得知红军赶扎竹筏欲强行过江，便疯狂地向红军扎竹筏的部队扫射，子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在我方阵地上，只见石头上火星直冒，江中激起团团水花，红军前沿部队在水车山一带向敌展开猛烈还击，掩护我扎筏架桥工兵转移到附近的松林中隐蔽作业。扼守北岸的黔军见我军积极准备强渡之势，急向敌上级汇报：“东（1）日晨，一股由廻龙场以机炮向箐口猛攻，被我林团击退。”“自东晨七时起，各渡口均有接触，截至午间，匪仍以机炮向我猛烈攻击，匪极欲扎筏强渡，并见匪首在对岸高地侦察。”

1935年1月1日傍晚，经过一昼夜的紧张苦战，竹筏终于扎成了。红军首长选定老渡口上面的鱼子塘渡口作为强渡乌江的突破口，其他各渡口也相应配合强渡。强渡乌江不但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受许许多多人为的困难。在鱼子塘至老渡口北岸的万式炯部队中，刘彬如一个营据守在余家沟两边山头上，用强大的火力直接控制两渡口之间的江面。如果直接架桥强渡，必然对我军非常不利。因此，白天我军采取强攻的办法，炮兵在水车山下面，朝着敌方阵地猛烈轰击，使炮弹在敌人前沿阵地——野猪塘山头上的战壕里落地开花。我左右两侧阵地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使敌军一片混乱，退至余家沟后侧，不敢靠近江边。我军为了在夜间强渡成功，各部亦作渡江准备。敌见我方停止射击，又偷偷回到战壕里，不时向我方阵地打冷枪。天渐渐黑了，乌江边上的冬夜格外寒冷。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雨不停地下着，一只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筏，被红军战士悄悄地抬到江边的鱼子塘渡口。这里江面狭窄，急流汹涌，历来很少有人渡河，同时也是敌人江防的薄弱地带。红军战士渡江热情很高，纷纷向部队首长请求，要求参加第一批渡江。天已经黑了，细雨蒙蒙。首长从一师一团前卫营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配足弹药，决定由他们先行试渡。

1935年1月2日凌晨，竹筏由十几名战士搬下浅滩的水里；8名战士跳上了竹筏，并约定竹筏到达对岸后，鸣枪两声，以作联络。竹筏缓缓地离开浅滩、驶向江中，对岸的枪声还在响着，尽管水浪一浪接着一浪，漩涡一个连着一个，竹筏艰难地向前行进。竹筏行至江中，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米、20米，竹筏在江水中不停翻簸，还未到江心，就随着汹涌的江水冲向下游，卷入了漩涡，竹筏在急流中被冲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团长热血贲张。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红军指挥部找来了当地老船工安清和、赵子云、周金科、杨甲二，根据他们几十年的摆渡经验，积极建议把竹筏划到对面的野猪塘岩脚下，再顺流划到回水处，方可沿壁登岸。红一团首长杨得志、黎琳同志把继续渡江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虽然首次抢渡未能成功，但战士们并没有被不幸与困难吓倒，都纷纷向营长要求参加突击任务，使一时平静的江边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孙继先营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大家，然后从要求任务的战士中挑选了十几名会水的战士组成尖刀排，再次强渡乌江的时候，按老船工的指点，将竹筏下水地点由原来的地方换在下游水流较缓的地方，同时在竹筏上又安上几个扶手，并由老船工赵子云帮助划渡。竹筏缓缓划到激流边时，老船工赵子云一声令下：“撑!”他们将竹杆合力向江岸的石壁猛力一抵，竹筏像箭似的随着激流奔腾直下。赵子云指挥竹筏上的战士奋力拨水，竹筏逐渐向北，竹筏逐步向北岸进入水流回旋地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这一只竹筏终于顺利靠岸。上岸的红军战士迅速分散开来，各找掩体，并朝天“啪、啪”放了两枪，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此时，不能有丝毫犹豫。早已准备在岸边的另一只竹筏，在杨得志团长的命令下又出动了。按照赵子云老船工的指点，也在前一竹筏下水的地方，顺江向对岸驶去。一筏，又一筏，再一筏地抢渡，大约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偷渡到了对岸。过江红军由赵子云老船工领路，在山涧、小溪、深谷的乱石间匍匐前进。大约经过20分钟的黑夜行动，摸到了守敌左右两侧，“冲呀！”“杀呀!”吼声震天。敌人如梦初醒，一片惊呼：“红军过江了！”“天兵来了！”“我们快跑啊！”敌人不知红军从何而降，于是丢盔弃甲、仓惶逃窜。与此同时，在新、老渡口机炮阵地上也发出了怒吼，王家岩、构林坳、余家沟等守敌阵地上，颗颗炮弹落地开花，使敌营长吴子云闻风丧胆，忙令所部退至洋锡坝、野猪塘、秦家沟等地，然后向箐口逃窜。我过江红军乘胜追击，敌人又经后坝朝凤冈方向逃窜。红一师一团在老渡口把竹筏两头系上绳子来回拉渡，新渡口的渡江红军用三只木船摆渡，直至1935年1月3日上午11点钟，驻扎在迴龙场附近的红一师一团全部渡过乌江。为了使驻扎在龙溪、凉风、岩门一线的大军，迅速渡过乌江，红一师工兵在岩门老渡口赶架浮桥，将摆渡的竹筏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一端紧紧地固定在岸边的巨石上，顺江浮在江面上，形同“蜈蚣”，故称蜈蚣筏；在筏子靠上游的一端系上绳子，慢慢放松拉绳，江水将浮桥推送北岸，随后铺上木板，一条横跨乌江南北的浮桥架成了。当地群众见红军仅一天一夜时间架成了浮桥，称赞红军架桥的法子真奇妙。浮桥架成之后，全军上下一片欢声雷动，兴高采烈，军团领导立即组织大部队渡江，命令渡江部队以先后到达乌江边为序，依次上桥。先到达的部队，虽然江岸悬陡、路窄人多，又是夜间，但秩序井然。当时廻龙场渡口两岸烧起熊熊篝火，照得乌江两岸一片通红，使红一军团部、少共国际师和红九军团约一万多人浩浩荡荡，顺利通过浮桥。大部队过桥后，工兵砍断浮桥，敌人追到江边，只能望江兴叹!

与此同时，在廻龙场上游江界河的一军团二师，在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四团团长耿飊、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先以小部队于1月2日早上九点偷渡过江，1月3日清晨向对岸守敌发起总攻，胜利过江摧毁了敌阵。慑于红军连续在廻龙场、江界河胜利渡江的声威，当该地敌军在得知廻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守后，茶山关渡口的守敌刘输吾不战而逃。于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不费一枪一弹，也于1月3日安然从茶山关（南岸为开阳县楠木渡）渡过乌江，进驻今天的播州区尚稽区。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犹豫不决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敌人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就这样被我英勇的红军全线突破了。开国少将萧锋在参加强渡乌江战斗后，曾挥笔写下《强渡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高何惧难……紧握战争主动权，红军机智胜过天。”这首诗记录了强渡乌江战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过程，展现了红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萧峰少将也曾这样描写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悬崖陡壁三千丈，松柏崎峭挽青天。”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迈步乌江河畔，望着对岸的悬崖峭壁，总书记感叹：“从这里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据当地人说，要安全渡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滔滔乌江水，英雄廻龙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浮桥、竹竿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在乌江廻龙场渡口立纪念碑，将其列为贵州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2月，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大乌江集镇北岸修建红军长征纪念园。2010年10月列入全国革命遗址。2020年7月，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大乌江集镇北岸修建了突破乌江纪念园。

然而，90年前，红军不仅没有结实的木船和深谙水性的舵手，还要面对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及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却凭借过人的胆识谋略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一周时间之内全部渡过乌江天险，用一场漂亮的战斗书写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从廻龙场渡口过江的一、九军团红军战士，迅速占领大乌江镇箐口，在敖溪的国民党驻军欧团及余庆县长王天生设置的临时办公处的守敌，闻讯之后，一片惊恐，纷纷躲藏，如鸟兽散。红军占领乌江北岸的箐口之后，一部分红军经敖溪从龙家、杨仙峰等地向湄潭前进；另一部分红军通过松烟、二龙等地进入湄潭县境。

红军成功突破乌江天险，黔军的防线全面崩溃。1935年1月5日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中革军委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统一指挥各部，迅速夺取遵义。具体部署是：红2师、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纵队，以红2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取遵义，红5军团集中猪场，并以一部兵力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江点，阻击尾追之敌北进；红1军团主力与红9军团为右纵队，攻占湄潭，然后红1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红2师攻取遵义，红9军团留湄潭、牛塘地区；红3军团为左纵队，以一个师进占镇南关，主力集中尚稽场地域。红军在前往遵义的行进途中，在龙家镇和松烟镇受到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热烈欢迎。当红军前卫侦察部队进入龙家镇街上，下街的陈国良教师、木匠唐银臣、商贩杨南宣、寺庙和尚刘龛司等人筹资买物书写“欢迎朱毛二主席!”的大幅标语，贴在龙家街上的围墙上。他们四人与众多前来欢迎红军的群众，站在街头两旁放鞭炮迎接红军进街。走在部队前头的红军首长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并关心地劝道：“老乡，不要放鞭炮了，浪费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红军部队经龙家街上一整天，连屋檐脚都没靠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群众一草一木，当地群众至今津津乐道，赞颂不已。当红军途径松烟镇的时候，同样得到街上许多群众的欢迎，冉吉斋、但前刚、黄敬之、张太合等鸣放鞭炮迎接工农红军。当时，路过松烟的红军一部份继续朝湄潭方向前进，一部份住在当时的镇公所，继续宣传红军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余庆县境，这次红军战士在余庆停留前后长达10天后，大部队进入潭潭县境内。进入湄潭后，一路红军经黄家坝、三渡关、老卜场，到遵义城郊的礼仪坝，抵达遵义；一路红军则从官堰场、离落坝、郑场等地进占绥阳县城，接着又沿绥阳到遵义大路经蒲老场转石后坝，进至遵义到桐梓大路上的观音阁，经板桥、娄山关进克桐梓县城。1935年1月6日，红一军团第2师在遵义城外桑木垭至丰乐桥之间与黔军侯汉佑部交战。是日晚，黔军溃败。红一军团第一师六团一营和军团侦察连，在营长曾保堂统一带领下，抵达遵义南城门之下。在曾保堂营长指挥下，首先命令军团侦察连占领城外制高点红花岗，重机枪排在南门外隐蔽占领阵地，自己带着俘虏走向了城门。曾保堂抬枪顶住俘虏连长叫开城门，一营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城内，与黔军激战。军团侦察连也同时打响战斗，迅速占领了红花岗。黔军遵义行营主任江国瑶和遵义县长徐道纬带领部分部队向西逃跑。1935年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占领遵义城，这是突破乌江战役的收官之战。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遵义的工人、农民、学生、知名人士等三千余人在丰乐桥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红军进城。

进入遵义城后，中央红军先后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整个遵义城立即成为各种标语口号的海洋：“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遵义会议，永远是名垂千古的篇章。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国民党（黔军）25军二师师长柏辉章遵义老城的私邸中，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后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独立自主地纠正了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

山，绿得让人纯粹；火，红得让人澎湃；长征是意志点燃的一团火，熊熊烈焰薪火相传，一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之气油然而生。以往瘦骨嶙峋的贵州，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俱往矣！看今朝，英雄廻龙渡正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伟大传奇！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独立自主地纠正了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

山，绿得让人纯粹；火，红得让人澎湃；长征是意志点燃的一团火，熊熊烈焰薪火相传，一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之气油然而生。以往瘦骨嶙峋的贵州，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俱往矣！看今朝，英雄廻龙渡正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伟大传奇！

【作者简介】袁星忠，男，汉族，中共党员，生于七十年代末。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曾任余庆中学语文教师、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余庆报社总编、县对外宣传中心主任、乡镇人大主席、县旅游局长、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文物局）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政协教科文史委主任等职。现任余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余庆县作家协会主席。

值班总编辑  贺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