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凤翔祈雨二三事

                文/杨舟平

     人们常说苏轼“初仕凤翔”，也就是说苏轼第一次出京在地方任职、工作的第一站是在今陕西凤翔县，如今叫凤翔区。

     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年底，刚满26岁的苏轼，以大理评事签书的京官身份去凤翔府任判官，主要职责是辅助府郡长官的文书工作，是太守的高级秘书，职位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府秘书长，级别大概是个七八品的官员。苏轼自嘉佑二年（1057年）中举之后，因为母亲去世，按古代惯例得守丧三年，所以，直到嘉佑四年才返回京城。之后在制科考试中位列第三等，因为第一、二等虚设，第三等就是最好的成绩了，在宋代所有参加制科考试的官员中，只有苏轼一人获得了第三等，乃百年第一，年轻苏轼的才气可见一斑。

     踌躇满志的苏轼带着如此高的评价迈开了仕途的第一步。而此时的凤翔府既是关中的咽喉之地，又与强邻西夏接壤，是很重要的一处州郡。来这种重要的地方任职，做一番事业自然是苏轼的初心和决心。

     苏轼在凤翔不是地方长官，很多时候不具有决策权，但他能积极发现问题，想方设法为民解难。如百姓伐木后沿渭河、黄河运木到汴京的这种徭役，很多木材在运送过程中由于地势和洪水等原因损失很大，老百姓因此还得赔钱甚至被判刑，苏轼深度了解情况后便主持修订衙规，建议由地方官员选择合适时间让老百姓伐木，避开洪水期，如此便可减少木材水运的损耗，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衙前之害减半”。另外就是后人熟知的疏浚扩建东湖，此举滋养出凤翔近千年的文脉。还有查决囚犯、赈济灾害、发展酒业等等举措，都是苏轼关注民生、忧民所忧、喜民所喜的见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凤翔求雨的故事。

     宋仁宗嘉佑七年春，凤翔一带久旱不雨，农人忧心如焚。限于当时人们的认知，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它法。而求雨也是地方父母官的职责所在。苏轼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然雨神龙王不会发怒。他写好状子，与时任太守宋选一起前往秦岭主峰太白山上的道士庙向神明呈递，并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口才，力陈天旱对龙王也没有什么好处等，试图感动龙王，真诚为老百姓祈雨。事后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但雨量太小，对缓解旱情没起多大作用，农民也不满意。苏轼再次多方奔走，探究原因：原来太白山神在唐朝时是封了公爵的，但是宋朝时被封为侯爵，山神降低了爵位当然不高兴了，所以祈求便不再灵验。于是，苏轼立刻替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求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接着，他与宋太守斋戒沐浴，又派特使敬告山神，说他们已求得更高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次日，苏轼准备出城迎接“龙水”。城里城外人人振奋，聚集上千人，因为人们太需要一场透雨了。在“龙水”未到来之前，苏轼又陪太守到城内的真兴寺去祷告。之后，他又和太守出城，忽然来了一阵冷风，天上乌云滚滚。苏轼和太守急忙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苏轼肃立台前，大声恭读祈雨文。说来也怪，祈雨文刚读完，雨就下了，而且越下越大，雨势看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连下三日，一场真正的透雨，旱象彻底解除了。

    老百姓欢呼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苏轼，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以示纪念。《喜雨亭记》后来成为千古名篇。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神也升了官，由皇帝亲自封为公爵。苏轼和宋太守为此事再上太白山，向山神致谢和道贺。次年七月，又遇大旱，苏轼又去求雨，这次却不灵验。失望之余，他又到离凤翔不远的虢县磻溪祈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是否显灵，史书没有记载，但苏轼一心为百姓求雨的诚心却是事实。

     林语堂先生说：“苏轼是火命，他的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灾；说他火命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精力旺盛，犹如跳动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以温暖。”苏轼在凤翔祈雨，用现代科学眼光看来不无滑稽和愚昧，显然不妥。但在当时人们普遍缺乏天文科学知识，唯心主义占据主流价值观的宋朝，对民生而言确是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不管有无效果，苏轼锲而不舍地虔诚地祈雨，正是苏轼做官为民、一心为百姓着想的可爱可敬之处，在凤翔西府一代传为佳话。

作者简介：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都市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等。作品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试题。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华商报》《杂文报》《宝鸡日报》《散文选刊》《散文精选》《延河》《秦岭文学》《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