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农家学生
                              文/ 李西岐

   近十几年来，有一条很著名的关注教育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条标语大多刷在北方农村的土墙上，醒目且揪心。那么，生长于乡村的农家孩子到底有多苦，对于已经离开乡村30多年的我，遥远而模糊。
   2004年，我在不经意间先后零距离接触两个农家学生，既勾起了我曾经艰辛而贫瘠的学生时代之辛酸记忆，又真切地感受到了依然生存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的艰难与无助，心情格外沉重。
   一个叫杨宏远，甘肃省渭源县三岔乡人。
    2003年12月的一个周末，我在小妹经营的面店里帮忙。上午11点钟，正是餐馆的空闲时间，这时，门外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左顾右盼，服务员小王迎上去招呼他，吃饭请里面坐。小伙子犹豫再三，还是进了店门。小王边倒茶水边问：“请问，你要点什么？”小伙子显得局促不安，语无伦次。我正坐在桌前改小说稿，抬头瞅了瞅他，小伙子浓眉大眼，瘦高个儿，穿一身半新西装，脚蹬一双洗的发白的球鞋，朴素且精干。小伙子见我看他，忙走到我跟前欠欠身子说：“老板，你们要不要临时工？”我心想，这又是一个乡下来的打工仔。店门面小，冬天又是餐饮的淡季，店里的服务员大多站在窗前数汽车哩，哪里能用上多余的工友。我冷淡地拒绝道：“不需要。”小伙子低下头去，用手抚弄着衣角，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他站在原地，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动了恻隐之心，耐心地解释道，店里生意很淡，请你到别处再看看。小伙子接过话茬，说：“叔，我是乡下来的，啥脏活累活都能干。”我忍不住笑道：“我也是给我小妹打工的，你不当杂工还当老板呀？”小伙子脸色赧红，说：“叔，你就让我干点零活吧，求     求您啦。”
   我这人面冷心软，最怕听人说“求”字，忍不住问他：“你打算干多长时间？”
  “两三天吧。”小伙子说，“也许个把星期吧。”
   我有点不高兴了，说：“这哪行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嘛……”
  “叔”。小伙子脸色顿时涨憋成紫茄子色，语音颤颤地带着哭腔，“我妈来兰州检查身体，一天看病下来，就是几百块啊。叔，我妈生我养我，我得回报她老人家啊。我晚上守夜，白天闲着也是闲着，挣一个是一个，拾半个萝卜就是一盘菜呀。叔，你们城里有九十九个好，只剩下一个不好，就是花钱如流水啊！”
    我不由“噢”了一声。
    他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虽然在城里住了30多年，但从心窝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混进城里的“乡里人”。此时此刻，匿藏在心灵深处的乡村情结被猛地撞开了。农家娃娃懂事啊，家贫出孝子嘛。这么懂事的打工仔，哪个老板也喜欢呀。
   我又一次陷入沉思之中。
  “叔！求求你。”小伙子仍用略带乞求的口吻说。
   我想了想，高声说：“好吧。”
   小伙子连忙给我鞠一躬，笑容满面，礼貌地说：“谢谢叔。”
   我突然想起应该给人家谈明报酬，免得扯皮。小伙子刚刚松弛的表情又复杂起来，两眼盯着我不敢吱声。
   我连忙解释：“我们店里的服务员一天工资是10元钱。”
   小伙子如释重负，连连说：“行行行，多少钱都行。我叫杨宏远，您就喊我小杨吧。”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杨宏远就像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风风火火，忙个不停，端饭，擦桌子，洗碗，拖地。他眼尖手快，似乎总能找见活儿，勤快又麻利。下午两点左右，趁着员工吃工作餐的空隙，我和他拉呱起家常话。小杨告诉我，他刚从定西教育学院毕业不久，已分配到原籍任小学教师。
  “陇中苦,甲天下。”长期生活工作在兰州，我对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的生存状态浩叹不已。小杨说，他上大学几年，全家人节衣缩食，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砟子花。每年开学前，为凑足学费，卖鸡卖猪卖牛羊，临毕业时家里能值点钱的东西全部卖完了。他上学期间，基本每月回家一次，先帮家里于一天多农活，返校时满满当当扛一袋炒面、锅盔和洋芋。平时以开水泡馍为主食，偶而在食堂吃个便宜的素炒菜，算是奢侈了。眼瞅着日子逐渐好过了，娘又积劳成疾，他只好陪母亲来兰州看病。等待检查结果的这两天，他囊中羞涩，如坐针毡，只好瞞着娘出来找点活干，可连跑了十几家餐馆，均遭拒绝。吃毕饭，小杨说他想请会儿假回旅社看看娘，我点头同意。他去了两个小时后回来，又把几扇窗户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晚上九点多钟，店里顾客已经不多了，我让杨宏远快点回去，免得他娘惦念。临别时，我给了他十元钱。他缩着手不接，我以为他嫌少，又从兜里往外掏钱。杨宏远忙摆手，说：“叔，我只干了大半天时间，不能拿这么多钱。再说，还省了两顿饭钱，七八元钱就够了。
我眼睛顿时潮润起来，多好的后生啊。我又从身上取出五元零钞，硬塞到他手里，叮咛道：“你出去坐个公交车，赶紧回吧，老娘想哩。”
   杨宏远接过十五元钱，眼眶盈着泪花：“叔，您真是个好人。”
我说：“明早你安顿好母亲再来，店里早晌活不多。”翌日下午，杨宏远才来到店里，兴冲冲地对我说，他母亲检验单出来了，癌症排除了，他们下午就回渭源了。临走时他要了我的手机号码，又给我深深地鞠了躬。
半个月后，杨宏远从家乡打来长涂电话。我问他母亲安康否？杨宏远说一切都好。
我心里默默祝福，愿天下好人一路平安，祝天下父母永远康健。
另一个叫任新民。陕西岐山县雍川镇杨柳村人。
两年前，慈母辞世，老父已进耄耋之年,体弱多病。因此，我基本两三个月就要回周原一次。2004年5月，我再次回家乡，有一天晚上去村里理发店理发，闲聊中说起农家孩子上学的艰难，在座几人叹息不已。店主谢文斌告诉我，咱杨柳村谁家的娃娃也没有任金良的娃懂事，高考前一天还帮父母干农活，高考一结束，第二天铺盖一背就去砖     厂拉架子车了。     
我的惜才与同情之意油然而生，忍不住问起他家的状况。
任新民从小学业优秀，是乡邻眼里非常懂事的孩子。其父为人本分老实，只能在地里刨食，体态瘦弱，按村里人形容     
容，人瘦得跟“山核桃”刻下的，外出打工，人家嫌他没劲儿。其母也是个病秧子，家里有点钱，也大多“贡献”给诊所了。任新民生活在这么个贫困家庭里，要是搁在一般孩子身上，恐怕早就没上进心了。他考上高中，家里没钱供他，只好辍学回家务农。班主任老师惜才，从几十里路外撵到家里，好说歹劝，才说服其父母，让学校减免了学费，任新民继续完成学业。任新民明事理，平时勤奋学习，寒假、暑假里去砖厂拉砖坯，周末还要帮家里干农活。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任新民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高中阶段作业多，他只能在假期里边打工边复习比较弱的英语，架子车的辕绳深深地勒进任新民稚嫩瘦弱的肩胛里，每次几乎都是咬着牙拉车，一步一吟，举步维艰，干涩的喉咙里吐出的英语单词，似乎都夹杂些许惨厉的呻吟。村里的人听不懂任新民叽哩咕哪的外国话，私下里议论金良的娃神经恐怕错乱了哇。
任新民2004年参加高考前，填志愿时征求父母意见，父亲冷冷地是说，你考啥哩？考上也是瞎子点灯。母亲抹一把眼泪，娃呀，不是爹娘心硬，你就是考上，家里也没钱供给你呀。任新民沮丧至极，咬碎牙往肚里咽。十年寒窗，怎一个“罢”字了之。在老师建议下，任新民第一志愿填报了空     军西安工程大学。高考一结束，任新民帮家里碾完场后，          
便开始外出打工，拉砖坯，扛煤气罐，40多天里，大约挣了600多元钱。
天道酬勤，天眼顿开。任新民最终以618分被军校录取。全家人倾箱倒箧，才凑足400元，任新民怀揣1000多元钱 走进了军校校园。     
这事儿我开始半信半疑，积石原上的人日子，大多过得还算滋润，竟然还有人过得如此孽障，趁着天擦黑时分，我到任新民家周围走了一圈，不看不相信，一看心吃惊。两间平房只盖了个半拉子,房顶上搭着水泥板，板上铺盖着塑料膜，一阵秋分袭来，哗哗作响。听人说，任新民家里连电灯也没有，点的还是煤油灯。任新民整个上学期间，多年来都是在油灯下学习的。
这日子过得真是栖惶啊。我唏嘘一声，悄然离开了。
2004年底，我又一次回到故乡。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门前清理水沟里的污泥杂物，从远处走来一个十分消瘦的中年人，冲着我一个劲儿嘿嘿直笑。我礼貌地点点头，瘦汉子从兜里掏出一包金丝猴烟，连忙往我手里塞。我每次回村里，总是习惯给村人敬烟，极少有人给我递烟。于是，连连摆手谢绝。
瘦汉子冲我笑了一阵，见我微笑不答言。他说：“你不认识我呀？我是金良,咱们还在一个学校念过书哩。”
我连忙表示歉意，紧紧握住他伸过来的粗糙的跟榆树皮似的手，晃了几晃。
我盯着金良看了许久，仿佛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依稀找回童年的几丝影子。
金良太瘦弱了，瘦得让人吃惊，三级风恐怕都能把他吹走二里地的。
我蓦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成年的闰土，心里一阵心酸。毕竟是年岁相差不多的同学，处境不啻天渊。我的女儿读的是美院，赞助费学费加生活费，四年下来，大约要花十四五万，鬼子进村般地将我夫妻积攒的家底搜刮得一干二净。可金良的儿子假如考不上军校，恐怕任新民这辈子连大学的门也进不了一次啊。
我实在不忍心再问他家庭的状况，只是告诉金良，空军西安工程大学是个好学校，有啥事给我说一声。你的孩子懂事，一定会学业有成的。
“有人转达你带的话了”，金良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说千万不能阻拦娃娃考学啊！”此时此刻，他脸上绽放着幸福而满足的微笑，宛如一朵挺过霜冻的老菊花。
  ——拙作《三月飘雪》200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西岐，岐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作协理事、甘肃书协会员、陕西美协会员、长安大学特聘文学研究员、《读者》杂志社签约作家。曾度军旅廿载，迄今发表出版《金城关》《大周原》《三月飘雪》等八部著作500多万字。其兴趣广泛，涉猎多种艺术领域，成就斐然。长篇小说《金城关》荣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被誉为“兰州及甘肃文化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