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上海东方电视台以此为契机，聚焦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至贵州的一段珍贵史实，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摄制组不辞辛劳，辗转南京、湖南、贵州、重庆等多地取景，一群年轻而敬业的创作人员深入历史现场，展现出令人感动的工作热情与专业精神。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京就文物南迁的历史意义接受了采访，与大家共同回顾那段充满艰辛与坚守的岁月。

一、文物南迁的背景与历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野心日益显露。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当时的政府决定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重要机构的文物南迁。1933年春，根据行政院指令，故宫博物院精选1.9万余箱文物，连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藏品，分五批运至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南京加紧修建库房，以备永久保存。1936年，南京新库房落成，存沪文物全部迁入，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何京会长接受采访（右一）。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接连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分北、中、南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迁徙。其中，南线原计划运送近3000箱文物，但因战事紧迫，仅将最珍贵的80箱文物抢运至长沙，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其余2900箱未及运出，被日军俘获。所幸日军未加破坏，这批文物在战后得以完整收回。

二、文物迁黔与贵阳暂存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长沙频遭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将80箱文物继续西迁至贵州。转移路线经湖南绕道桂林，再入贵阳，由湖南、广西、贵州三省接力运输。1938年除夕夜，首批文物抵黔。时值春节，存放场所难以落实，省主席吴鼎昌果断决定，将文物暂存于永乐路蒋介石官邸（原毛家公馆）。两个月后，文物迁至六广门一处租用的民宅。

故宫院内，文物装箱待运。

为保障文物安全，贵州方面积极寻找长期存放地。考虑到贵阳可能遭空袭，最终选定安顺华严洞作为藏宝点。1939年1月，经行政院批准，80箱文物全部移藏华严洞，由地方武装警戒，历时五年十个月。期间，贵阳遭遇日军52次轰炸，尤其是1939年“二四大轰炸”，市中心损毁严重，而文物因远离城区得以保全。

1944年底，日军进犯黔南独山，文物奉命转移至重庆巴县飞仙岩。抗战胜利后，外迁文物陆续运回南京。1948年，部分精品被运往台湾，包括原存贵州的80箱文物，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贵阳展览：战火中的文化盛宴

尽管守护任务繁重，故宫工作人员仍不忘发挥文物的教育价值。1943年冬，他们从安顺藏品中精选142件书画，赴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引起轰动。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得知后，建议在贵阳举办同类展览，获省主席吴鼎昌与故宫院长马衡支持。

王羲之远宦帖。

1944年4月，以重庆展品为基础，增补至190余件珍贵书画，在贵阳市省立艺术馆举行为期两周的展览。展品涵盖晋唐至明清的名家巨作，如王羲之法帖、唐玄宗《鹤鸽颂》、苏轼、黄庭坚等宋四家墨宝，以及宋徽宗《腊梅山禽》、巨然《秋山问道》、唐寅《山水》等绘画真迹。展览盛况空前，不仅本地民众踊跃参观，徐悲鸿、叶浅予、关良等艺术家也专程前来观摩，成为贵州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盛会。

四、历史意义与启示

在采访中，何会长特别强调了两点意义：第一，1944年贵阳书画展是贵州建省600年来艺术价值最高的展览。若以当今市场价值衡量，每件展品均价值连城。这次展览让偏远贵州的民众亲睹国宝真迹，感受中华文脉，对本地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刚修缮的贵阳毛公馆，抗战期间蒋介石行辕，临时存放故宫文物。

第二，展览是在抗战特殊背景下举办的。故宫专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策划展览，既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又周密保障文物安全——如预备应急车辆，随时应对空袭。这种在危难中坚守文化使命、兼顾保护与利用的精神，值得当代文物工作者深刻学习与传承。

东方卫视摄制组重返贵阳展览旧址（今中华南路一带）拍摄珍贵史实，让大家再次感受到历史的厚重。那段烽火岁月中，文物南迁不仅是一场文化长征，更是一代人对文明的守护与信仰。他们的付出，值得永远铭记。（作者何京系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值班总编辑：邱天